陪娘看病-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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陪娘看病-情感

琨儿小时,常伤风感冒。娘一到,就从她的衣兜里摸出体温计,甩两下,然后就解开琨儿外衣上面两粒扣子,从内衣处把体温计伸进琨儿的腋窝,她一把把琨儿暖在怀里,脸贴住琨儿烧得通红的脸。眼睛就一动不动地看着对面墙上的挂钟,不动声色一秒一秒地数着,一定要数满300下,才把体温计拔出来,水平地伸到眼前,立马读出烧到多少摄氏度。若烧高了,她就喊,快拿氨苄西林,快拿托恩……我第一次见着时,竟大为惊讶:其一是60岁的娘眼神不好,她却能准确快速地辨出体温计上的度数;其二是没有多少文化的娘,竟能顺溜地记得拗口的药物名,且晓得它们各自的用途。
  
  娘最怕琨儿烧高了,烧迷糊了,所以她时时要我们在家里必备退烧的药。我是知道的,娘的担心不无道理。我们全家都在乡下时,小弟就是烧高了,后来患下了脑膜炎后遗症,弱智了。我晓得,这高烧,烧灼了娘的心,这一直是娘心中永远的痛。
  
  后来,娘就养成了一个习惯,每时每刻,她的衣兜里总揣上一个体温计。
  
  这回,娘也发烧了。父亲有事回老家去了,临走时给我打了电话。我一上午在办公室里忙,其实说穿了就是喝茶看报打电话。中午,又急着和朋友去赶场子喝酒,就把这事给忘记了。酒醒之后,一拍脑门,记起父亲的话。一车打到父母家里,没看见娘,只有小弟一个人在家。问小弟,弱智而又结巴的小弟说了好大一阵,我才晓得娘是实在熬不住了,一个人上城南诊所打点滴去了。
  
  在城南诊所,我推门进去,娘躺在床上,正在打着点滴,一滴又一滴,从高空掉下,掷落有声。
  
  我急急地问娘,您高烧,您烧到好多度?娘说,我试了体温的,毛毛烧,年轻时经得住,唉,年岁大了,不中用了,只好来打一瓶水(点滴)了。娘说得若无其事。
  
  坐在对面桌前的医生接了话:还毛毛烧,都40摄氏度了,幸亏来得早。
  
  娘转过脸去,岔开话题,和另一个打点滴的老妇人拉起了家常。
  
  娘问:你老人家有几个崽女呀?
  
  老妇人答:三个,两个崽,一个女。
  
  娘看了看她单单的一个人,问:他们不管你?
  
  老妇人答:不管。他们都讲我太顾这个哈宝崽了,屋也不分给他们几股。
  
  我再去看那老妇人,原来是住在我们那条街上的冬财的娘。冬财跟我小弟一样,患了脑膜炎后遗症,是个弱智,与他的娘相依为命。
  
  娘又问:难道生病了,他们也不管?
  
  冬财娘干脆地答:不管。
  
  娘再也无话。
  
  很长一段时间谁都无话,静,只有长久的静。
  
  娘的血管太细,打点滴的针又用了七号针,很慢很慢。大约坐了一个多钟头,我的屁股下面似生了钉子,我有点坐不住了。
  
  娘可能是看出来了,说,你有事,你去你的,我打了针就回去了,不用管我。
  
  医生却不屑,你娘打的(点滴)还算快的,那个老婆婆(指冬财娘)都四个多小时了。她的崽都还在外面等着呢。
  
  我这时才发现冬财坐在门口一侧,天气很冷,他不时地打着哆嗦,还不时地透过拉紧的玻璃门往里瞅着,也许是想看清楚些,他整个脸都贴在了玻璃门上,脸不是脸,鼻子不是鼻子了,变了形。眼睛,却睁得老大。
  
  娘也看到了,转过脸来有点怪罪的意思问冬财娘:你怎么不把(你的)崽喊进来?
  
  冬财娘答:我不要他陪我来,他要陪我来。他陪我来,他又不肯进来。他不肯进来,他是怕别人闻着他身上的(气)味。你也晓得的,得了这种病的人,脾气都倔得很。
  
  娘埋下了头,我看见了娘在擦眼睛。冬财娘当然不会知道,她这一说,说到了娘的痛处。
  
  冬财娘先打完了点滴。医生拔出针,要她自己用手摁一会儿。哪料她想急于起身,一用力,手上的血直冒,滴到了地上,谁也没有看见,却见门口处的冬财拍打着玻璃门,嗷嗷地叫着。
  
  交完钱一出门,冬财就在门口扶着娘,没走五米远下一个台阶时,冬财娘摔倒了。冬财嗷嗷又高声大叫,近旁的人都拥了上去。
  
  再看时,冬财扶着他娘一步一步走向远处。
  
  远处的天暗了下来。
  
  这时,我的小弟向诊所急匆匆地走来。
  
  我的脸一阵一阵无由地发烧。
  
  我在心底问自己:在情感和心灵的天空中,我怎么就弱智了,我连他们两个“弱智”都不如,我是不是患病了?
  
  我无数次地问自己,也问冬财的哥哥和姐姐。还有,和我一样“健全”的人,你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