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鹰爸”的教育选择-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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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鹰爸”的教育选择-视野

被误读的“壮举”
  
  见到“鹰爸”何烈胜的时候,是9月6日周五15时,他带着5岁的儿子何宜德(乳名多多)在科影厂演播室为央视的一档节目录影。
  
  自2023年在零下13摄氏度雪地里裸跑并经网络传播一夜成名后,这一年里关于“裸跑弟”的新闻层出不穷:4岁上小学一年级,7月份参加在青岛举办的全国OP帆船锦标赛,成为年龄最小参赛选手,勇登富士山,拉出“钓鱼岛属中国,我要登岛去钓鱼”的横幅;卖报纸,录制过40多场电视访谈节目,得到不少“出场费”,这些钱现在已经成为“多多博爱基金”首笔启动款……
  
  采访中,何烈胜也有很多问题,一直反问记者:“多多接受过很多项目的训练,滑轮车、乒乓球、武术、3公里快慢走,为什么大家只关注他开飞机?”“学帆船、开飞机不贵的呀,平均算下来,一小时不到200块的课时费,现在学一堂钢琴课不也要这么多钱吗?”
  
  “安全问题是大家问得最多的。我决不可能拿儿子生命做实验,我玩不起也输不起。”何烈胜说,他选择“蜜蜂-3”,因为这是目前中国市面上最安全的飞机,是北航生产30年成熟定型产品,自重只有100公斤。在飞行过程中,如果失去动力,“蜜蜂-3”就成了一架滑翔伞,当倾斜度超过60度,机身会自动回正。万一失去尾翼,甚至折了一只翅膀,也只会螺旋下降,不会俯冲,更不会直线坠落。况且“蜜蜂-3”飞一两百米高度,万一出事,任何地面都可以紧急迫降。而且飞行采用压舱单飞,飞行员坐在前舱自控飞行,教练员坐在后舱发布命令,遇到紧急情况,后舱教练员可以接管飞机。为了让多多更自如地驾驶飞机,“鹰爸”和教练们专门到北航对飞机进行了改装。
  
  “碎片化新闻时代,很少有人会耐心、认真地看清事情的全貌。”何烈胜的朋友华诚说,何烈胜的鹰式教育理念是建立在阅读了大量儿童教育学、心理学书籍基础之上的。事实上,何烈胜为儿子策划的每一次训练,事前都会进行充分的风险和安全评估,做好一切铺垫准备。“比如雪地裸跑那次,跑之前,何烈胜征求过多多的意见,孩子同意后,他们先预跑了半小时,跑热了,到房间把衣服脱了,然后用毯子将身体裹好才到室外跑步。跑完后马上又用毯子裹上。一共跑了5分零7秒。”
  
  鹰式教育残酷吗?
  
  在多多考61分的考卷中,有这样一道题:一堆箱子的总体积是30立方米,每个箱子是6立方米,请问有几个箱子?
  
  多多在题目下方写:6×5=30,换来一个大大的叉。他认真地抄上正确答案:30÷6=5。
  
  “这是要教孩子什么?完全是扼杀儿童的思维力,创新力嘛!”何烈胜表现出对传统应试教育的不满,“如果考试时老师用口语将题目解释一遍,他的正确率就会高很多,能超过90分。只是到了二年级,老师就不再采用这种针对一年级学生的考试方式了。”
  
  让何烈胜不满的,还有标准答案。“有一道很复杂的数学题,多多用珠心算很快就算出了答案,可因为他没有列算式,一分没得到。有时候我真怕,这种方式对多多这样的孩子杀伤力更强,禁锢他的思维。”
  
  何烈胜说,制造神童不是他的目的。“孩子需要正常的同龄人一起的集体学习环境,所以我不会把他关在家里学习。让孩子4岁就上一年级,不是因为他多聪明,成绩多好。我只是想尽量缩短他花在应试教育上的时间。”作为一个有过7年班主任工作经历、毕业于南京教育学院、曾经的物理老师,何烈胜是一个强烈的“反应试教育者”。“回头想想,我们在应试教育中学的东西有多少真正用得到?我做了十几年企业,九起九落,太知道市场不需要高分低能儿。”
  
  目前,多多在班上成绩属于中下等,1。14米的个子,在一群普遍1。3米—1。4米的8岁孩子中,只到别人肩膀。排队时,他铁定站在最前头。小小的个子,始终一张笑脸。
  
  何烈胜对此很满意。
  
  如何形象地描述鹰式教育的核心理念?“就是老鹰教雏鹰飞翔的方法方式。当幼鹰长到足够大的时候,老鹰会狠心把它赶下山崖。当幼鹰往谷底下坠时,会拼命拍打翅膀阻止自己继续下坠,同时也掌握了基本的飞翔本领。”何烈胜说,鹰式教育的核心理念,主要体现在对“断崖”环境的塑造和选择,以及现在家长内心的忍耐和对孩子所谓痛苦的承受。不过,何烈胜强调,前提是父母要遵从孩子内心诉求,绝对不能采取暴力行为。这是原则。接下来是科学的训练方法和长期的坚持。
  
  多多是个早产儿,这或许是何烈胜“鹰式教育”理念萌芽的源动力。
  
  多多从保育箱中抱出来第10天,何烈胜就坚持让孩子游泳,水温控制在25摄氏度。多多两岁时,跟着何烈胜爬紫金山,累了歇一歇,自己坚持爬到山顶。多多有一张从早到晚排得满满的训练表,跆拳道、乒乓球、诗歌背诵……何烈胜解释说,所有的学习并不是想让多多掌握什么,多种尝试是为了综合训练孩子的大脑和身体。他在《鹰爸三字经》里是这么说的:“跆拳道,勇气增。打乒乓,手眼捷。学舞蹈,调节律。常跳绳,小脑聪。常爬山,耐力生。”
  
  分享和感恩也是日常训练之一——每天早上起床后,多多被要求向爷爷奶奶爸爸妈妈问候,并说出感恩的话。在外面,见了人,也必须打招呼问候:“阿姨,您今天真漂亮。”放了学,则必须感谢老师。打扫完卫生,不能把功劳归于自己,而应归功于所有伙伴。
  
  何烈胜强调,他“逼”儿子做这么多,只是希望儿子以后成为这样一个“普通的正常人”:拥有健康的身体,宁静的心灵,和谐的人际关系,实现有价值的人生目标和财富自由。
  
  “教育理想家”
  
  何烈胜的另一面,似乎很像陈光标。江苏当地的一家报社曾把何烈胜作为道德楷模进行介绍:2008年5月12日四川汶川地震中,何烈胜不仅捐款物达750万元,还无偿捐拍了中国第一部从志愿者的角度反映抗震,也是江苏省第一部抗震电影《重生》,免费公映。2008年9月份,何烈胜通过某报纸捐助5个家庭贫困的大学生2。5万元,重阳节拿出现金、物资17万元,慰问南京67中离退休老师。此外还多次慰问解放军和公安干警。2010年玉树发生地震时,他捐去数百万元。自2008年以来,何烈胜先后获得“南京市劳动模范”、“南京好市民”、“中国好人”、“江苏省优秀志愿者”等称号。
  
  佘涛是何烈胜多年的创业伙伴,“他大学毕业是分配到郊区的小学当老师,每天跑几十公里去上班,很不可思议。他给自己定的学习和工作目标如果没有完成,会体罚自己。”佘涛说,或许和当老师的经历有关,何烈胜的道德感很强。早年做超市生意失败,欠了很多债。许多债主见他为人老实,时间久了,看他也确实没钱还,也就不了了之。没人会料到,几年后,当他东山再起,会以“谢恩情”的名字登报寻找当年的债主并一一还债。华诚说:“我帮他写书的时候,走访了他身边,企业里百十号人,发现他是个有很浓人情味的人,也因此,他做生意起起落落,身边的人始终不离不弃,关键时刻都愿意帮他。”
  
  而何烈胜为多多制定的人生规划,最开始是学一个体育运动。“我选择项目的标准是要有国际规则,身体不易受伤,运动寿命长。所以,不踢足球(容易受伤)、不学中国象棋(没有观赏性和国际影响力)、不学集体项目(命运掌握在别人手里),最后发现,高尔夫是比较理想的一个选择。”何烈胜说,“但后来我发现,运动也好,音乐也罢,专业领域里天才强手太多,而且他们最后总要面对转型。人是自然的人、社会的人,还是经济的人。所以多多将来就是要当一名大企业家,至少有一项能拿得出手的运动项目。”
  
  “大家都说,要赢在起跑线上。我认为,不要输在终点线上。如果我现在已经设定好了终点是要当大企业家,那倒推,我很清楚知道我现在要学什么、做什么。”
  
  按照何烈胜的七商训练理念:雪地裸跑对应的是体商,学习珠心算、国际象棋对应智商,帆船和开飞机对应胆商,跟着父亲做慈善对应德商,卖报纸对应财商等。
  
  尤其在财商训练方面,何烈胜加强了观念灌输,并做了很多准备。比如在南京街头卖报。他有个记账本,清楚记录着:每份报纸,价格1元,成本0。7元,利润0。3元,一共100份,利润30元。
  
  “我不仅把账目写给多多看,还详细分析情况:同样在小区门口,下午比上午卖得好;同一时间,地铁口比小区卖得好;多多嘴甜一点比不说话卖得好,以此告诉他做生意需要天时,地利,人和。”那天的另一个收获,是多多饿到14时才吃饭,让有时不好好吃饭的他知道“吃饭不容易”。
  
  孩子对这些训练似懂非懂,只知皮毛,何烈胜不以为意。他说:“知识需要传承,我现在教给他10句话,他能听懂一句,我就很满意了。广种薄收,潜移默化。至少现在他知道,当大企业家,自己可以买很多玩具,可以像爸爸那样做慈善,帮助其他更多的人。”
  
  甚至在小伙伴的选择上,何烈胜也有自己的设想。“一个人人生成功好坏,和身边一群人关系很大。多多将来至少要有7个能为他两肋插刀的朋友,最好是各行各业的领军人物。所以,发小很重要,这关系到将来人脉资源的建立。”
  
  何烈胜的鹰式教育,在南京市教育系统引起了很大争议,也因此,2023年4月多多被列入南京市教育局中小学生学习力研训中心作为特殊儿童研究对象。中心主任谷力博士认为:“鹰爸为孩子花了那么多精力,十分执著,难能可贵。而且,鹰爸的做法,是有科学性的。”当然,他也提醒说:“方法值得借鉴,但不适合每个孩子。”
  
  在华诚看来,何烈胜之所以如此高调地接受采访,缘于他心里放不下的教育梦。“他常说,少年强则中国强。‘421’家庭成长起来的孩子,大多是温室里的花朵,这种孩子小时候吃不了苦,受不了罪,将来如何能成为有竞争力的下一代?我能做的,就是用自己的教育实验引起更多人对教育的关注,别只是抱着看热闹的心态。”华诚说,某种程度上,他也是在跟自己较劲。
  
  何烈胜对自己的角色定位是这样的:“多多10岁之前,会严格按照我的规划行进,家长是教练;10岁—16岁,我作为参谋长,允许多多独立思想介入;16岁以后多多将以他的思想决定他的行为,我只是顾问;20岁以后,我成为观众,为他喝彩,为他疗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