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文学梦付出的代价-成长

十年砍柴，本名李勇，毕业于兰州大学中文系，民间历史学者、作家、时评人，现供职于北京语文出版社，著有《闲看水浒》《皇帝文臣和太监》《晩明七十年》《闲话红楼》《进城走了十八年》《自由与宽恕——曼德拉传》等。
　　
　　编者按：青春是葳蕤绚烂的夏花，青春是悠扬动人的欢歌。尽管时光荏苒，青春易逝，但每个人都有过不一样的流金岁月。近期，我们约请了一些知名学者、媒体人、专栏作家，撰文回忆自己的中学时代，和广大读者朋友们一道分享他们的青春之歌。我们从2023年第14期开始，连续刊发，敬请大家关注。
　　
　　2006年的一个秋日，在深圳南山区的一家茶楼里，我和李跃对坐寒暄，感慨时光飞逝。一转眼，两个青涩的文学少年已人到中年，离开故乡漂泊他乡，为生计奔忙。李跃在深圳一家报社担任首席评论员，而我当时栖身在北京一家官办报社。
　　
　　他还是那样不善言辞，眼镜片后面闪现的目光依然清澈。他说，他在《南方都市报》等媒体上看了好多年“十年砍柴”的专栏文章，直到去年他才知道这个人就是我，就是当年和他在高中一起憧憬文学梦的兄长。
　　
　　他问我是否还记得我在高考前给他看过的那篇中篇小说《涨潮季节》。我说我还记得，只是那一摞写在每页400格稿纸上的书稿不知道扔到哪里去了。
　　
　　1985年我从乡办初中毕业，参加了中专招录考试。那时候能考上中专，吃“皇粮”，几乎是所有成绩优秀的农家孩子首选的路。然而因为填报志愿出现的技术性问题，我和中专擦肩而过，为此母亲非常惋惜。然而接踵而来的事更让人伤心，我被区上（那时候县与乡之间，还有一个派出机构区公所，管理五六个乡）的一所普通中学截留了，连去县城念重点高中的希望都破灭了。
　　
　　在这所每年只有一两个应届生能考上大中专学校的普通高中念书，很容易破罐子破摔。度过了难熬的高一后，高二开学文理分科，我去了当时被视为智商不高、只靠死记硬背的学生才选择的文科班。
　　
　　这一年，学校招收了一个在当地很有名气的“文学神童”李跃。他家在离风景秀丽的白云岩不远的一个小村。他初二时就在省一级的文学刊物上发表了作品。这在我们那个小地方可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因此他一直很受老师、同学以及湖南一些“文坛伯乐”的关注。他身上也有一种典型文学少年的气质，略带忧郁，说话慢条斯理，常常低着头，像是在沉思，他称自己为“一个忧郁的南国少年”。和他相比，我则更像一个没什么教养、身上多匪气的乡里伢子。
　　
　　尽管气质、禀赋不同，但我们还是蛮投缘的。通过他，我知道了当地文坛的一些基本情况，比如湖南的李元洛、鲁之洛等人，也知道了当时中学生文坛的大致情况。和我们毗邻的隆回县，出了一个在全国有些名气的少年诗人马萧萧，1986年入选“全国首届十大中学生校园诗人”。20世纪80年代是文学的年代，校园诗人在少男少女们心中的地位和今天的“超男”“超女”差不多。
　　
　　在这样的环境中，堂堂高中生在一起不会背几句诗，拽不出几个当时很牛的人名，那是很没面子的事情。我也不知不觉被拖下了水，涂抹了一些青涩的分行文案，自己便以为那就是诗歌了。我的第一首公开露面的诗歌是参加区里某次迎国庆的征文，中选后用毛笔誊写，贴在镇上街道旁的橱窗内。我很是得意了一阵，没事就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从橱窗下经过，看有没有人在读我的“帖子”。
　　
　　如此小打小闹，散兵游勇般的创作还是不过瘾，于是，有一日我和几位同学在一起闲聊时，不知是谁提议搞个文学社。这一提议立马被通过，说搞就搞，接下来大家分头去做发动群众的筹备工作了。班上的文学青年还真不少，社名定为“可可”。现在已经不能确切记起为什么起这个名字了，大约是高一的李跃他们也在办文学社，叫“小荷”什么的。小弟弟们要露尖尖角，我们高年级的人当然要当大哥，可可合起来就是“哥”。有了文学社，自然要办内部刊物。一个个穷得叮当响的农家孩子哪有钱？因为一位女同学的外公和小姨都是我们学校的老师，大伙便让她去揩学校的油，她要来了许多白纸，还有蜡纸和油印机。我们找到一间青年老师的宿舍，在那里通宵刻钢板。插图自然是孙同学负责了，刊名由我们当地有名的书法家陈老师题写，历史老师贺老特意为我们填了一首词《贺新郎》，连平时我们认为无甚文采的地理老师老袁，也洋洋洒洒为我们写了一篇介绍非洲植物“可可”的文章。油印刊物出来后，我们看到上面自己写的诗歌、散文，真觉得文坛没什么了不起的，因为现在我们就能登堂入室了。
　　
　　这本文学刊物总共办了两期就夭折了。首期出来后，我们携一本散发着油墨香的“处女刊”，跑到区公所一位陈姓同学的房子里，他拿起刊物做仔细阅读状，可能是何同学吧，不知从哪里搞来一部相机，装上黑白胶卷，给拍了一张。封面上“可可”二字清晰可见，这张照片至今还在我的影集里，算是年少时追逐文学梦的一点痕迹吧。
　　
　　高三的第一个学期，班上来了很多复读生，他们一下子掌握了整个班的话语权，班主任把考上大学的希望寄托在他们身上，我们这些应届生就更放任自流了。眼看升学无望，我去供销社买来两本每页400字的方格稿纸，着了魔似的写起小说来。一个月的时间写就一篇3万多字的中篇小说，起名为《涨潮季节》，写的是资江边一个村子某年春汛时发生的故事。我写完后首先给李跃看，他看完后很惊讶地说：“老兄啊，你可真是稳得住，没几天就要高考了，你还能写这么长的东西！”然后夸赞了一番说，有点像沈从文的东西。说来汗颜，那时候沈氏作为埋藏几十年的“文学活化石”刚刚被挖出来，我好像隐隐听过他的名字，但他的文章一篇也没看过，不像文友满天下的李跃那样见多识广。我读沈从文的《边城》《湘行散记》还是上大学后的事情。
　　
　　那一年的高中生参加高考，还需要过一道“筛考”，即对全县报考的学生预考一次，选拔不到一半的学生参加高考。我侥幸以比分数线多1分的成绩取得了参加高考的资格，高考则大败而归。落榜后，我去县城一所高中卧薪尝胆复读了一年，1989年以高分考入兰州大学。而高中低我一届的李跃在高三那年转学到县一中，后来被湖南师范大学中文系破格录取。
　　
　　我和李跃都曾经为文学梦付出代价，走过弯路，但我们不后悔。多年后在离故乡很遥远的一个城市里重逢时，两人都能以文字安身，这对曾经的文学少年来说，真是值得庆幸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