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赤裸时代”的镜子-成长视窗

有一次，在上海四季酒店，《第一财经日报》总编辑秦朔问王石，听说你从前脾气暴躁，某次开会，曾直接把杯子扔到了一个部下的脸上。
　　
　　王石笑说，倒是没有扔到脸上，是被我一下子拍碎了。
　　
　　那么，后来怎么有了好脾气？
　　
　　王石答：后来喜欢上了爬山，到山顶要拍照，只有自己一个人，只好摆个姿势，自己给自己照。回来洗出来一看，怎么那么严肃的一张脸？从此，知道自己在别人眼中是个什么样子了。
　　
　　王石提了一个问题：我们在什么时候看清自己？这个问题，有时候轻得像一个玩笑，有时候却重如一个跟命运有关的心事。
　　
　　“金陵玉树莺声晓，秦淮水榭花开早，谁知道容易冰消！眼看他起朱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孔尚任《桃花扇》的这一折，道尽了时间的诡异。我们从小就知道时间的残酷，而只有当自己也被时间编织进那个亘古未变的巨大虚无剧之中，才一点一滴将那残酷体验到家：正在行进的时间就是正在过去的时间，而正在行进的喜悦或许就是正渐次成型的悲伤。很多剧目由此上演，繁荣和危机只有一线之隔，高潮和低谷没有过渡，乐观和盲目也可以等同，精明和愚蠢是一个硬币的两面。这变成“赤裸时代”的写照：在泡沫中，每个人都在欢快地畅游。当大潮退出，才发现自己在沙滩上裸泳。
　　
　　美国华尔街上，雷曼兄弟的强势主子富尔德经历的就是这一幕。富尔德是雷曼兄弟的大英雄，是他的铁腕统治，将曾是“烂摊子”的雷曼兄弟带回华尔街的顶端行列。在华尔街，富尔德是任期最长、生命力最顽强的投行总裁。他没有感受到坍塌前的征兆吗？不是。2007年次贷危机爆发的拐点到来，雷曼的账目已露出衰败先兆，它有多达面值7380亿美元的衍生工具合约，这种金融产品因为难以准确估价，所以交易员和高层可以夸大收益，犹如暗藏的定时炸弹。富尔德却迟迟未采取必要措施，次贷危机爆发之际，他拒绝大幅冲减雷曼的地产资产价值。当其他同行四处奔走、寻找援手时，他依然高高地仰着那颗高傲的头颅。
　　
　　直到申请破产保护的前一天，痛苦不堪的富尔德才看清自己的处境，开始给他想起的任何人打电话，包括有可能在最后时刻达成交易的摩根斯坦利。午夜临近，他还在那里不停地拨出电话。
　　
　　富尔德为什么不能提前转身呢？只是诱人的利润让华尔街这群最聪明的人忘记了风险和伤疤，以至于争先恐后地跳进自己一手布好的次贷陷阱。要他们转身，已不可能。我们都是自己环境的囚徒。你在一个地方时间越长，越难用真实的眼光去审视它。《公民凯恩》的导演奥逊·威尔斯曾说：“要了解一个国家，要么需要10天，要么需要10年———因为到了第11天，您就习惯了，您就什么也看不到了。”看世界尚且如此，何况是对自己。雷曼有富尔德的心血。他将全部的职业生涯融入雷曼。对任何一个人来说，彻底重新定义自己的生活和事业，一点点拆散自己的公司，几乎都是不可能的。
　　
　　这是生活的悲剧，世界在变动，当下的自己是个什么样子，很难把握。即使像王石那样照相自观，也未必能触动心灵。只有在变得赤裸的时候，才发现金融风暴来临前，有很多镜子可以观照，借以发现浮沙之上的幻灭征兆。克鲁格曼问鼎200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他的理论就是一面镜子。海曼·明斯基学说也预见了这一场全球金融资本主义的灾难。只是风雨过后，才有很多人想起竖起耳朵听他们说的每一句话。巴菲特的投资理念：“众人贪婪时我恐惧，众人恐惧时我贪婪。”这是清醒者的信条。
　　
　　既然没有更好办法的逆流而上粉碎残酷时间回到过去，那么，我们必须在当下找一面镜子，照亮陌生的自己，找到辩证的法则，在繁荣中看到幻灭的箴言，在幻灭中看到重生的希望。对于受金融风暴牵连的中国一些产业，亦可作如是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