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关于甲午海战的经典语录 甲午战争有什么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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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关于甲午海战的经典语录 甲午战争有什么意义

甲午战争后中日两国签订了《马关条约》,中方割辽东半岛,台湾及其附属岛屿,澎湖列岛给日本。大片领土的割让进一步破坏了中国主权的完整,并且刺激了列强瓜分中国的野心。中国赔偿日本军费白银二亿两,巨额的赔款,加剧了中国人民的负担,便利了列强通过贷款控制中国的经济命脉。日本还要求中国开放沙市、重庆、苏州、杭州为商埠,日本轮船可沿内河驶入以上各口。新的通商口岸的开放,使帝国主义侵略势力进一步深入到中国内地。并且允许日本在中国的通商口岸开设工厂,产品运销内地免收内地税。该规定有利于列强对华进行资本输出,严重阻碍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将中国改良道路彻底堵死,清政府彻底垮台,从此中国国力日渐衰退,财富大量外流,国家主权完全丧失,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甲午战争的失败标志着清朝历时三十余年的洋务运动的失败,取得的近代化成果化为乌有,打破了近代以来中国人民对民族复兴的追求。但是,甲午中日战争也影响了中国人的思想文化,使封建专制彻底失败而民主共和深入人心,大大促进了中国人向西方学习的决心。甲午中日战争也直接导致了中国人民挽救民族危亡的运动高涨,资产阶级掀起了维新变法运动和民主革命运动,中国人民自发反抗侵略的斗争高涨。洋务运动的彻底失败,使清政府放宽民间设厂限制,有利于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初步发展。

甲午中日战争后康有为梁启超等人掀起了以救亡涂存为主要目的的什么运动

戊戌变法,附资料

戊戌变法,又称维新变法,是指1898年6月至9月21日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主要领导人物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通过光绪帝进行倡导学习西方,提倡科学文化,改革政治、教育制度,发展农、工、商业等的政治改良运动。但戊戌变法因损害到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守旧派的利益所以遭到强烈抵制与反对,1898年9月21日慈禧太后等发动戊戌政变,光绪帝被囚至中南海瀛台,维新派的康有为、梁启超分别逃往法国、日本,谭嗣同、康广仁、林旭、杨深秀、杨锐、刘光第共6人被杀,历时103天的变法失败。百日维新是戊戌变法的一部分。

甲午战争后,康有为、梁启超等通过哪些方式宣传维新变法理论?

宣传方式:兴办学堂,招徒讲学;著书立说,阐发理论;创办报刊,宣传主张;成立维新团体,推动思想传播;给朝廷上书

《水调歌头甲午》(梁启超)的全诗翻译?

一把拍碎精美的玉斗(楚汉时期,曾有亚父范增恨鸿门宴上放走刘邦而摔碎玉斗),胸中慷慨难平!悲哀啊,处处是血泪,何处去诉说!满清三百年王气如今要走到头了吗?山河依旧,人事却已全非!人人沉浸在苟且的和平中,祖国却已四面刀兵。国家的文治武功,已完全落后列强。我喝醉酒对着墙自言自语,醒后又滂沱大哭。年华老去,我无所谓,只是自己年轻时的抱负和理想,却都还也没实现,让人心有不甘。祈求佛祖,能以我的疾病甚至死亡,换取众生的觉醒!

梁启超为什么说甲午战争的失败在于人民缺乏爱国精神

我旅游去过刘公岛,听导游讲,刘公岛的炮台在抗击日本海军时起了很大的作用,但日本人花俩钱,就有老百姓给日本人带路,登陆从后面上来,消灭了炮台的清军,炮台失守,北洋水师全军覆没。包括八国联军打进北京,也是中国人给敌人带路,运输,所以说那时的中国人一盘散沙,缺乏爱国精神。

为什么说甲午战争即使中国之殇又是中国之幸

下面是我推荐给你的一片文章的精华部分,但是因为字数限制,我不能全部奉上,不过我建议你到新华网上查阅全文!同时感谢你,使我茅塞顿开,收到了一次教育!谢谢!!!

刘亚洲谈甲午战争:是民族之哀 同时还是民族之幸 !

本报“军事名家的甲午殇思”系列报道自3月3日连续刊发以来,得到社会各界极大关注。在本系列报道结束前夕,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政治委员刘亚洲空军上将接受了新华社解放军分社社长刘声东和《参考消息》报社总编辑张铁柱的采访,就甲午战争谈了自己的看法。本报特刊登此文作为本系列报道的收官之作,以飨读者。

记者:请您谈谈对甲午战争的看法。

刘亚洲:习主席说,历史是现实的根源,任何一个国家的今天都来自昨天。甲午战争是一场深刻影响和改变了两个国家命运的战争,这两个国家一个是中国,一个是日本。再往大处看,它还在相当程度上影响了世界历史。当然,受影响最大的还是中国。对中国而言,这场战争的历史深刻性在于两点:一、战争失败了,但失败的原因至今仍在之中;二、战争虽然早已结束,但战争的伤口并未愈合,仍然横亘在历史和现实之间。对这场战争疑问的解答,构成了我们民族进步的阶梯。从这个意义上讲,甲午战争已成为一种标志,一个符号。

一、制度

刘亚洲:甲午之败并非海军之败,也非陆军之败,而是国家之败。

甲午战争日本的胜利是制度的胜利。大清帝国的失败是制度的失败。鸦片战争一声炮响,唤醒了清朝的同时也唤醒了日本。中日两国同时走上了“改革开放”的道路。但两个国家学习西洋文明,一个从内心革新变化,另一个则止于外形。一个把外来的东西当饭吃,一个把外来的东西当衣穿。当饭吃的消化了,强身健体;当衣服穿的只撑起了一个模样。福泽谕吉说,一个民族要崛起,要改变三个方面:第一是人心的改变;第二是政治制度的改变;第三是器物的改变。这个顺序绝不能颠倒。如果颠倒,表面上看是走捷径,其实是走不通的。日本就是按照福泽谕吉这个顺序走的,而清朝则反着走。结果一个成功了,一个失败了。德国“铁血宰相”俾斯麦曾分别接待过中国和日本两个代表团,后来有人问他对中日的看法,他指出,中国和日本的竞争,日本必胜,中国必败。他说:“日本到欧洲来的人,讨论各种学术,讲究政治原理,谋回国做根本的改造;而中国人到欧洲来,只问某厂的船炮造得如何,价值如何,买回去就算了。”

记者:当时清朝有句口号叫“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刘亚洲:中国古代文明太灿烂了,反而成了我们的包袱。日本从来不是领导世界历史文明潮流的强国,因为它缺乏文明的原创力,这反而使它在全面西化时能够轻装上阵。况且日本是个爱学习的民族,谁强跟谁学,而且学得有模有样。当年它被唐朝打败之后,立即派出大批遣唐使。那时日本弥漫的是一股“唐化”之风。二战结束后,东京的废墟瓦砾还没清除干净,裕仁天皇就签发了向美国派出留学生的诏令。所以,明治维新短短30多年时间,便把日本变成了一个现代国家,并不让人惊讶。日本与清朝的对决,是一个现代国家与前现代国家的对决。清朝怎么能赢?

记者:您说当时日本已成为一个现代国家,有什么标志?

刘亚洲:最主要的标志是人的觉醒。日本秉承中国文化上千年,其国家形态与它的母国是一样的:国不知有民,民不知有国。人民只有宗族意识,没有国家意识。那时候西方传教士到中国和日本来,都一致承认中日两国人民的忍耐与坚忍无与伦比,但另一个印象就是麻木不仁,对压迫逆来顺受,毫无主动性和创造性。日本有本侮辱中国人的书叫《支那论》,说中国人“似蚯蚓这种低级动物,把一段身子给切断了,其他部分没有感觉,仍能继续活着”。其实以此来形容明治维新前的日本人,也不差分毫。但西风东渐之际,日本人断然斩断了上千年的文化脐带,脱亚效欧,加入了西方的发展行列。人民变成了国民。

百姓是不是国民,有两条重要标准,一是有没有权利,二是有没有财富。明治维新时,日本还搞了“自由民权”运动,其核心是“纳税人的参政权”。大久保利通说:“国家强大源于民众的富足。”日本走了和清朝洋务运动相反的路,鼓励民间资本。腐朽的制度不仅阻碍民族发展,为敌国入侵提供可能性,并在关键时刻出卖民族利益。甲午战败后赔了那么多钱,可战前买军舰,竟一分也掏不出来。有了国民,就有了真正现代意义上的国家。很多日本学者在总结甲午战争经验时都认为,国民意识是战争胜利的最大法宝。国民国家是近代日本的基本国家模式。反观大清帝国,当日本在不顾一切地调动和激发全民族的创造力的时候,清朝则不顾一切地将民间思想火花扑灭于萌芽之中。战争从来就不是老百姓的事,甚至不是军人的事。威海卫陷落后,南洋舰队曾派人向日本海军请求,归还被俘去的南洋舰队的两艘舰只,因为这两艘舰是北上参加北洋水师会操的,而非参战,理应归还。此事成了海战史上的笑柄。

记者:一切事情,核心因素是人。

刘亚洲:梁启超说:“今日世界之竞争,不在国家而在国民。”日本自然资源实在匮乏,所以就最大限度开发人的资源。明治维新时是这样,今天也是这样。它首先抓的是对人的教育。这里说的教育指的是“欧化”后的新式教育,它完全不同于日本“唐化”后的旧式教育。甲午战争10年后,日本又打赢了日俄战争。日本天皇说,赢了这场战争,他最应当感谢的是日本的小学教师,因为日本士兵绝大多数都受过小学教育,而沙俄士兵则大多数是文盲。教育的革命带来了思想的革命。军队是更需要思想的。对一支军队而言,思想才是真正的杀手锏。红军就是一支有思想的军队,所以它战无不胜。

记者:相比之下,清军就差多了。

刘亚洲:清朝的教育是中国历史上最差的教育。有个国家领导人在一次会议上拿出两份清朝的名单,它们是收藏在国家图书馆的。第一个名单上的人是傅以渐、王式丹、林召堂、刘子壮、陈沅……第二个名单上的人是李渔、洪升、顾炎武、金圣叹、黄宗羲、吴敬梓、蒲松龄、袁世凯。第一份名单上的人都是清朝的状元,第二份名单上的人都是清朝的落第秀才。这两份名单最能说明教育的问题。

******刘亚洲:甲午一役,是民族之哀,民族之痛,但我认为,它同时还是民族之幸。因为在这场战争之后,一个奇妙的瞬间诞生了。在这个瞬间里,历史向古老的中国打开了另外一扇门。

记者:为什么这么说?

刘亚洲:甲午战争的失败导致了中国人群体意识的觉醒。甲午战争对中华民族的影响,梁启超曾有过入木三分的评论:“吾国四千年大梦之唤醒,实自甲午战败割台湾、偿二百兆始。”从准确意义讲,不是鸦片战争,而是甲午大败才是中国人真正睁开眼睛看世界的开始。甲午战争直接导致了辛亥革命的发生。甲午年6月,时年28岁的孙中山上书李鸿章,指出器物层面改进不足以胜西洋,结果不被采纳。3个月后,黄海兵败。同年11月,檀香山兴中会成立。次年2月,香港兴中会成立。兴中会就是同盟会的前身。同盟会成立几年后,清朝被推翻。1919年因为不满日本强加给中国的所谓“21条”,北京爆发了五四运动。正是在这个运动的基础上,中国共产党诞生了。从此,中国历史开始了伟大的转折。

毛泽东出生在甲午战争前一年。邓小平出生在甲午战争10年后也就是日俄战争的当年。他们的青年时代,正是甲午风云掀起的巨涛对中国近代史冲击最猛烈的时代。启蒙、自强与救亡,是那个时代的主旋律。他们的思想上一定有深深的甲午烙印。他们肯定从来不曾忘记甲午。上世纪60年代,毛泽东在谈到中印领土争端时说过“不能做李鸿章”的话。1982年,面对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不愿把香港归还中国,邓小平说:“如果不收回,就意味着中国政府是晚清政府,中国领导人是李鸿章!”正是在这两位伟人手中,中华民族获得了复兴。

记者:还没有人从这个角度看甲午。

刘亚洲:从另一个意义上讲,我们还应当感谢日本。毛泽东就讲过类似的话。1956年,毛泽东在与访华的日本前陆军中将远藤三郎谈话时说:“你们也是我们的先生。正是你们打了这一仗,教育了中国人民,把一盘散沙的中国人民打得团结起来了。所以,我们应该感谢你们。”日本是一个有特点、有优点的对手。中国是日本最早的老师,日本是中国最新的老师。没有甲午一役,中国还不知道要再沉睡多少年。

甲午战争后严复和梁启超对西方的认识

甲午战争之后,随着“东学”的兴起,使得“新学”内部又分化成“西学”与“东学”两种势力。

前者主张直接从欧美摄取西洋文明;而后者鼓吹以明治维新为样板,由日本间接吸收西方文化。

虽然双方共同致力于传播启蒙思想,但在对于西方文化的基本认识方面,还存在着不少意见分歧与门户之见。

清末民初,“西学”大师严复与“东学”巨擘粱启超之间所展开的数次思想交锋,在客观上促进了近代中国自由主义思潮的成熟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