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心态是具有多元的、宽容的精神-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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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心态是具有多元的、宽容的精神-社会

这是缺乏批判的理性,只是批判的激情的结果,批判的理性要求分析,要求允许多元化,今天的年轻人只是这样,认为只有我正确,其他都要彻底打倒,这与红卫兵当年所谓的“踏上千百只脚”,使对方“永世不得翻身”,实际上差不多。
  
  杨:在童年的哪一瞬间,你突然发觉自己成熟了?
  
  李:以前已说过(见《走我自己的路》),上初中一年级,也就是十二岁的时候,有一天突然发现人是一无可免地都要死的,我自己要死,亲人也要死。这一瞬间我觉得自己长大了。
  
  杨:哪位亲人影响最大?
  
  李:母亲。趁此机会,做一个重要更正。有一本《李泽厚美学思想研究》(王生平著),因为出版前我拒绝审阅,结果发生了许多错误,特别是将我父亲的一首诗错得不像诗了,今将原作抄录如下:“潦倒谁于邑,谋生哪自由;韶华过似箭,期望渺如钩;身世两同恨,乡心一样愁;壮怀终是梦,有负少年头。”可见,我父亲也一直郁郁不得志。我父母亲都没活到四十岁便先后病故了。
  
  杨:请你各举一个你崇拜的政治家、思想家、作家的名字,并请略叙崇拜的理由。
  
  李:我从不崇拜什么人,只能说喜爱。从初中到现在鲁迅对我影响很大,我喜爱的人还有爱因斯坦、马克思、车尔尼雪夫斯基、康德等等。
  
  杨:北京、上海文化讨论热闹非凡,广州、深圳不声不响,但在国民性的改造方面,后者步伐似乎更大,你更赞成哪一方?
  
  李:我认为都可以,应该是多元的,你愿意挣钱就挣钱,愿意议论政治就议论政治,不能说哪个对哪个错,各人有自己选择的自由。这很复杂,不关心也可以是一种关心。我在1986年一个讲演中已讲过了。
  
  杨:你如何评价文化界离婚率升高现象?
  
  李:这当然是一种进步现象。中国一直在封建主义束缚之下,禁欲主义盛行。恩格斯说过婚姻本来是一定历史时期产物。现在婚姻受外在条件限制多,婚姻不自由,所谓“终身大事”的提法便相当荒唐。
  
  杨:如何解释出国留学定居与爱国主义的关系,不回国等于不爱国吗?
  
  李:我认为这无所谓,你愿意在哪儿定居就在哪儿定居,这不算不爱国,不要扣人家帽子。中国人才潜力很大,多出去一些人没关系,对中国也许还有好处,在某种意义上也是爱国。有些人在国内满是牢骚,出去以后就爱国了。中国有两大优点,一是地方大、人多,又不发达,因此承受力强,多大的灾难都能挺过去;二是人才潜力大,你看才几年,一下子就翻译出版了那么多的书,都是年轻人翻译的,尽管质量可能不高,但毕竟有胜于无,数量惊人,而且质量也会慢慢提高。所以我说,即使现在知识精英全部流失出去,很快又会产生一批,事实上出去不回的只是很小一部分,这种人才潜力的优势是哪个国家也比不上的。问题是没有很好地发掘和实现这潜力,常常是阻碍、损耗和摧残。这套旧体制是不能“人尽其才”的根本原因。
  
  杨:你是否同意亚洲“四小龙”和日本的起飞是儒家资本主义的成功?
  
  李:我认为日本文化传统与中国文化传统表面上看起来相似,实质上截然不同。儒家文化在日本文化中占的地位并不大。当然日本文化受中国文化一些影响,但它已将儒学改造了,而日本本身的文化完全是另外一回事。把日本和新加坡、台湾、香港放在一起,我不赞成。
  
  新加坡、台湾、香港当然主要是中国文化,但它们的经济起飞主要也不是靠儒家,我认为主要是引进了现代的制度,主要是法制即英国那套文官体制、规章制度。新加坡、香港留存的英国的那一整套政治制度至今在有效地起作用。至于为什么起作用,则可能与儒家文化有一定关系。为什么它们在印度就没有那么有效?与文化传统恐怕不无关系,但这毕竟是次要的。
  
  杨:如何评价红卫兵运动?除政治原因外,其文化和哲学原因是什么?
  
  李:红卫兵运动是复杂的问题,不能简单地否定或肯定。现在把一切坏事推到红卫兵身上,我认为是不公平的。但值得注意的是,目前年轻人中流行一种彻底反传统现象,在某种程度上与红卫兵现象倒有某些近似。红卫兵也是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下破“四旧”,现在是在尼采等的理论下反传统。这种要求改变现实的情绪不能轻易否定,但这种方式值得考虑。为什么会重复出现这种现象,这与中国封建文化有关。像前面谈到的封建主义在新的形势下出现,自以为是最新的东西,如“创造一个红彤彤的新世界”,却恰恰恢复了旧的东西。这还是缺乏批判的理性,只是批判的激情的结果,批判的理性就要求分析,要求允许多元化。今天的一些年轻人不是选择,认为只有我正确,其他都不行,都要彻底打倒,这与红卫兵当年所谓“踏上千百只脚”,使对方“永世不得翻身”,实际上差不多。真正现代心态是具有多元的、宽容的精神。这也是民主的精神。中国现在最需要建立的正是这种真正的民主精神。中国缺乏现代理性,而不是非理性。所以我说今天中国宁肯多提倡一点卡尔·波佩耳那种“你可能对,我可能错,让我们共同努力以接近真理”这种批判理性,而不是那种高喊原始冲动、否定一切的种种非理性和反理性。前者看来似乎太简单,哲学味不够,甚至“虚伪”,但若能真正做到(这是可以做到的),对改变现在的风气(包括学风,文风),大有好处。“原始冲力”之类在“文革”中我们已经看得不少了,尽管今天它以最新的时髦衣装出现,我也持怀疑态度。
  
  杨:我发现你的一些著作中有时喜欢引证自己,是不是?为什么?
  
  李:是。为了偷懒。一些问题一些看法,以前说过了,这次就干脆直接抄袭前文。因为我也发现好些中西论著,有的还是名作,翻来覆去老是在说那一点意思,不过变一下词句或文章组织而已,与其那样,不如我这样省事。所以我的《华夏美学》一书中就直接抄袭了《美的历程》、《中国古代思想史论》好几处,不必另行造句说那相同的意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