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的选择-人物

①
　　
　　汉武帝天汉二年（公元前99年）的秋天，一股肃杀之气弥漫在京都长安城内。秋风萧飒，草木枯槁，寒意袭人。
　　
　　未央宫内，空气格外凝重。
　　
　　汉武帝在大发雷霆，大臣们随声附和。
　　
　　事情起因于李陵——西汉名将，“飞将军”李广的孙子。
　　
　　这年夏天，汉武帝派宠姬李夫人之兄、贰师将军李广利率三万骑兵去攻打匈奴，想让他立功封侯，同时又命李陵担任他的后勤指挥官，但是为高傲的李陵所拒绝。李陵认为他的部下都是荆楚勇士，力能扼虎，箭法高超，不愿接受这种后勤的差事。他请求汉武帝派他独率兵马到兰干山一带活动，这样就可分散单于兵力，减轻李广利的压力。汉武帝说：“我现在发的兵多，再无骑兵派给你。”于是拨给他五千步卒，命令他立即出击。李陵率兵从居延出塞，向北行军，行军三十余日，进展顺利。
　　
　　不久，李陵所部遭遇匈奴大军围攻。他身先士卒，智勇果敢，杀敌万人。可是由于叛徒告密、矢尽粮绝、后无援军，终于战败被俘。消息传来，武帝大怒，那些以前为李陵唱赞歌的大臣们也见风使舵，跟着皇帝大骂李陵。就在这一片讨伐声中，司马迁站了出来，仗义执言，勇敢地为李陵做了辩护。
　　
　　在司马迁看来，李陵置生死于度外，赴国家之难，这已经是非常难得的英雄壮举了。他深入匈奴腹地，以五千步卒对抗八万骑兵，并杀敌万人。如今事情已经无可奈何，但如此卓越战功，也足以向天下显示他的本心了。虽然他最后投降了，但自己相信，只要一有机会，他还会重新报效汉朝的。
　　
　　这一番话条分缕析，入情入理，有节有据。司马迁讲这些，没有丝毫私心，他看到皇上悲戚哀伤，真心想献上自己的恳切忠诚，为皇上解忧。
　　
　　当司马迁在皇上面前侃侃而谈的时候，这个不会察言观色的书生没有注意到，汉武帝的脸色渐渐阴沉下来。他没有想到，他的无心之言，恰恰触到了汉武帝的痛处。汉武帝认为，他为李陵辩护，称颂李陵的战功，实是讽刺李广利的庸懦无能，而讽刺皇帝宠幸的人，也就是讽刺皇帝本人。汉武帝大怒之下，当即把司马迁投入大牢。不久，又传来李陵为匈奴练兵的消息，于是汉武帝下令杀了李陵全家，判处司马迁死刑。
　　
　　②
　　
　　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是西汉武帝时期太史令。司马谈是一位非常杰出的学者，著有《论六家要旨》一文，系统总结了春秋战国秦至汉初以来阴阳、儒、墨、法、名、道各家思想的利弊得失，并对道家思想进行了高度肯定。他在司马迁的教育上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司马迁的童年是在故乡左冯翊夏阳县（今陕西韩城市）度过的。在父亲的指导下，他刻苦学习，“年十岁则诵古文”。司马迁所学的“古文”，不是我们今天理解的文言文，而是用周代篆文书写的先秦残存的古籍。《史记》中提到的，便有《春秋古文》《国语》《系本》《论语弟子籍》。他向孔子第十二世孙、武帝朝著名的古文大师孔安国请教《古文尚书》，跟随董仲舒学习《公羊春秋》。
　　
　　汉武元鼎元年（公元前116年），司马迁开始壮游天下。二十岁的他已研习了当時所能见到的今、古文典籍，学问具备了坚实的根底。司马谈为他安排的这次壮游。是一次有目的、有计划的行动。他从长安出发，足迹遍及江淮流域和中原地区，所到之处考察风俗，采集传说。
　　
　　这次壮游花了一两年时间，足迹踏遍汉王朝的腹心地带，是为写《史记》做准备的一次实地考察。他亲自采访，获得了许多第一手材料，保证了《史记》的真实性和科学性。他这个漫游，也是《史记》实录精神的一种具体体现。回京后，他当了汉武帝的侍卫，护卫皇上祭祀天地、诸神、名山大川，封禅泰山，又奉使出征西南夷，行踪遍及大半个中国。
　　
　　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司马谈病危，弥留之际，要求儿子在他死后一定要接任太史的职务，一定要完成他生前未能实现的宏愿：继续孔子的事业，作第二部《春秋》。面对赍志将终的父亲，司马迁俯首流涕，对父亲立下了庄严的誓言：“小子不敏，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弗敢阙！”
　　
　　元封三年（公元前108年），司马迁继任太史令。他“铀（读）史记、石室、金匮之书”，开始了庞大而浩繁的资料整理编辑。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正式开始著述。
　　
　　正当司马迁全心全意撰著《史记》的时候，这场飞来的横祸让他深陷于生命的绝境之中。
　　
　　③
　　
　　司马迁被投入监狱后，很快以“诬上罪”被判以死刑。
　　
　　据汉朝的刑法，死刑有两种减免办法：一是拿五十万钱赎罪；二是受宫刑。如果这两条路都走不通的话，就只有死路一条了。
　　
　　司马迁又一次面临人生的选择，而且是生死抉择：是选择生还是选择死？他有两条路可走：
　　
　　第一是花钱赎罪。司马迁官小家贫，当然拿不出这么多钱赎罪。司马迁当时担任的是太史令，每年的官俸是六百石谷子。从公元前108年开始担任太史令职位，到他受冤下狱正好十年。五十万钱相当于他十年全部收入的一半。这样的收入维持正常生活应该没有问题，但是估计也所剩无几，一下子要拿出这么多钱肯定不行。
　　
　　二是接受宫刑。宫刑，又称蚕室、腐刑、阴刑和椓刑，就是阉割男子生殖器、破坏女子生殖机能的一种肉刑，是古代极为残忍的一种刑罚。接受宫刑之后，一个正常的人就变成废人，与太监无异。
　　
　　既然无钱赎罪，又不愿苟且偷生，那么，现在就剩下最后一条路了：接受死刑。中国古代文人特别重视个人名节，把它看得比个人的生命都重要。
　　
　　然而，如我们所知，司马迁最终选择的是第二条路：接受宫刑。他接受了阉割，接受了奇耻大辱，从此成了一个与太监一样的废人，成为一个苟且偷生的废人，终生生活在奇耻大辱中，生活在别人的白眼和鄙夷中。
　　
　　难道他忘了先贤的教诲吗？难道他贪生怕死吗？
　　
　　不！司马迁没有忘记先贤的教诲，他也不怕死。他之所以在这生死关头选择屈辱地活下来，是他想起了自己肩负的使命：他还有大业没有完成。他的心里有一个伟大的任务，有一个伟大的理想，他要写一部在他之前还没有过的、贯通千古的史书。这不仅是他的目标，也是他父亲的目标。他不能死，他的生命已经不属于他自己，他得为这个目标而活着。
　　
　　④
　　
　　司马迁接受宫刑后，仍系狱服刑，直到太始元年（公元前96年）六月，司马迁方有机会被赦出狱。他出狱之后不久，就以“中人”（太监）身份被汉武帝任命为中书令，以“闺阁之臣”的身份“领赞尚书，出入奏事”，类似于皇帝在后宫的秘书长。表面看来，是在皇帝近旁“尊宠任职”，实际上却是对司马迁入格的莫大污辱。但是，他以极大的毅力忍受着这种屈辱，全力以赴、争分夺秒地撰写《史记》。
　　
　　李陵之祸，让司马迁重新审视他的撰述工作。他对汉武帝、对汉王朝有了新的认识，他对《史记》的撰述也有了新的考虑。在《史记》的叙事断限上，他将叙事上限由战国上升到陶唐，与孔子整理的《尚书》断于尧取齐，叙事下限由当初的“至太初而讫”下延到汉武帝铸黄金为麟止的太始二年。
　　
　　《史记》的编纂主旨也发生了重大变化，由原来的为汉武帝歌功颂德改为“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他秉笔直书，在称赞汉武帝功德的同时，也斥责了汉武帝“内多欲而外施仁义”。《史记》由原先的颂汉尽忠之史，升华为拔乱反正之经，如包世臣所说的“百王大法”。
　　
　　征和二年（公元前91年），司马迁终于完成了《史记》这部巨著。这年十一月他在《报任安书》中向知己任安通报了这个消息。
　　
　　从太初元年开始起草，到征和二年杀青成书，司马迁用了14年时间完成《史记》的写作。如果算上写作的资料准备，则超过了20个年头。现在，他已没有遗憾，没有牵挂，可以坦然走向死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