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个晚清知识分子的从官之路-文明
1886年6月11日，盛夏初至，骄阳似火，偌大个京城，居然无一丝清风。这一天，朝廷放榜，将公布殿试名次。湿闷的暑气令焦急盼望的士子们内心愈发躁动难耐。
苦苦等了一天，直到日头偏西，朝廷的喜报才姗姗来迟。天津籍考生徐世昌（1855—1939）恰外出拜客归来，于客栈门口见到上谕：“徐世昌，第二甲五十五名，着改为翰林院庶吉士。”十年寒窗苦读终有回报，徐自然百感交集、热泪盈眶，于当天日记中写道：“君恩高厚，受宠若惊，益当努力有为，以期报国承家也。”与此同时，在房中枯坐了一天的贵州籍考生陈夔龙（1857—1948），也接到上谕。点儿背的是，他的考卷以一字之误，竟置三甲，以主事用，签分兵部。他不禁捶胸顿足，慨叹上天不加眷顾。要说反应最淡定的，尚属蒙古正黄旗考生荣庆（1859—1917）。听闻榜单，此君既未喜极而泣，也无愤愤不平，而是悠闲地倚在枕上翻看历代名人字帖。
按照清代仕宦惯例，若不出意外，20年后，这三位“50后”士子应能位居要职，成为新世纪清廷倚仗的栋梁之材。果不其然，这三位科举同年日后皆腰金衣紫，出任朝廷高官。只不过，一入官场深似海，也许连他们自己都没预料到，几十年后，居然蜕变为自己当初最厌恶的那类人。
贫寒与无奈
这三位士子，都是出身贫寒、毫无背景之人。故他们唯有从基层做起，期盼凭真才实学来为朝廷效力，谋得升迁。只可惜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按照清制，每三年都要对翰林院庶吉士进行甄别考试，成绩优等者授编修，次等者授检讨，合格者改任各部主事或知县。如果成绩不及格，不好意思，那就请您继续学习，再等三年。
徐世昌不通古学，文笔一般，自然不受时任掌院学士的翁同龢老爷子待见。徐在这个清水衙门一待就是6年，竟未曾获得过一次外出主持地方乡试的差事，甚至连当副手的机会都没有。好不容易结识了天津老乡王文锦侍郎，徐请他帮忙介绍新差事。王为人倒也通融，打算将徐推荐至南书房，孰料大学士潘祖荫认为徐不学无术，难堪此任，不予接纳，又将他撵回翰林院。当时翰林院有所谓“八红八黑”之称，“红翰林”自然是指官运亨通的那一类，而“黑翰林”则是指仕途坎坷的官员们，徐即位列“八黑”之一。最令徐无奈的是，熬到第8个年头，他终于可以外放河南，谁承想还未等朝廷颁发委任状，母亲突然病逝，徐只得暂弃升官念头，回家奔丧，其霉运可谓冲天。
荣庆也好不到哪儿去。供职翰林后，荣庆的生活似乎未见任何起色。有清一代，京官最为清苦，他们时常入不敷出，只得借贷度日。彼时之荣庆，便是这般境况，于是成为京城当铺和钱庄的常客。要钱没钱，要权无权，十载京官，荣庆着实惨淡。
当然，最悲催的莫过于陈夔龙。这位老兄自从赴任兵部主事后，简直如坠入苦海。兵部在六部中堪称最差，按“京师习惯，以吏、户二部为优选；刑部虽瘠，补缺尚易；工部亦有大婚、陵工保案，以冀捷获；唯礼、兵二部为最苦。礼部尚无他途杂进，依然书生本色，最次莫如兵部员司，以常年测之，非二十年不能补缺”。这就意味着，即使再出色、再优秀，陈熬到50岁，充其量还只是个六七品的小官。
残酷的现实虽无声无息，却告诉这三人一个铁一般的道理：书读得好，不等于官做得大；志向高远，也必须安全落地。10年转瞬即逝，徐世昌、陈夔龙与荣庆，已接近不惑之年，仕途的黄金年龄渐行渐远。要么改变自己，要么继续沉沦，人生的岔路口就在眼前。
诱惑与屈从
面对权力的黑光，相信很少有人能够拒绝诱惑，尤其对于长期处于政治边缘的人而言。1895年前后，成为这三位“50后”仕途的共同转折点。
徐世昌首先“脱贫”。该年秋，徐与其拜把子兄弟袁世凯重逢。眼见老大哥处境尴尬，袁世凯自然心有不忍，于是延请徐进入天津小站，掌管参谋营务。起初徐还犹豫不决，想保留翰林院职位。后眼瞅编练新军事业蒸蒸日上，其势头迟早会壮大，高升机会自然多多，徐索性辞去编修一职，全身心辅佐袁世凯，为其献计献策，结交各路人脉，于是稳坐北洋系第二把交椅。
陈夔龙自不甘人后，于次年“开窍”。甲午之后，久蛰西安数年的荣禄重回中枢，出掌兵部。恰值连襟廖寿恒接替故去的许庚身，进入军机，陈夔龙于是恳请廖代为向荣禄举荐自己。此刻位高权重的廖，一改往日做派，欣然允做说客，在荣面前一番美言。不久，荣禄便亲点陈同其赴津查办小站军民纠纷一事。小站是荣亲自指定的练兵试点，袁世凯乃荣一手提携的军事将领，说白了，这次赴津办案，纯属走过场。途中，荣问陈年岁几何，补缺约计何时。陈对曰：“行年已四十，到部亦十年，叙补名次第八。即每年出缺一次，亦须八年始能叙补。恐此生以冯唐老矣。”荣云：“观君骨相气色，五年内必有非常之遇。而部中补缺例须计俸，未可躁进。”吃尽官微言轻苦头的陈夔龙，自然参透荣之暗示，一路察言观色，唯唯诺诺。当检阅操练时，荣问陈：“君观新军与旧军比较何如？”陈答：“素不知兵，何能妄参末议。但观表面，旧军诚不免暮气，新军参用西法，生面独开。”荣心想：“君言是也。此人必须保全，以策后效。”其实若按兵部条例，仅新军擅杀营门外卖菜佣一条，袁世凯便可遭到严惩。但陈曲意迎合荣禄，在撰写奏稿时笔下留情，淡化过程，抹去罪证，终致此案不了了之。待此事办妥，回到兵部，排在他前面的7名竞争对手，要么病退，要么调走，要么受罚，要么弃权，于是陈叙补名次飙至第一，顺利顶补缺位。不久，荣禄更把参与北洋政务如此机要之事交予陈夔龙，将其引为心腹。
反观荣庆，此时他官途虽略露曙光，但在为官之道上似乎“进步”得有点慢。那他又凭何升迁？大致两点。其一，办事认真。一次，光绪口谕整理清秘堂藏书。荣庆不辞劳苦，亲力亲为，妥善安排下属分工办理，“从此旧书可保无遗”。不久，荣庆因整理之功蒙皇上召见，从而给光绪留下较好印象。其二，清廉自律。按理说，京官清苦，倘有他人孝敬，自应笑纳以解燃眉。荣庆则不然。终其一生，他洁身自好，殊为难得。但凡他人之礼，荣一律拒收。清末巨贪周荣曜曾以厚礼向荣庆行贿，荣不为所动。荣坚拒贿赂，或许尚有防授人以柄的考虑，不过此种作风确为他在官场换来极好的口碑。也正因数十年兢兢业业之奋斗，1899年，荣庆终于获得外放山东学政的机会。而此时徐、陈二人，在仕途上已将荣庆甩开了半条街。
截至1899年，徐、陈二位早已屈从于权力的魅影，一味追逐官位，将所谓家国社稷、担道抗势之情怀置诸脑后。而荣庆好像还经得起诱惑，未完全变质。然而，不到一年，他也成为权力的奴仆。1900年初，时任山东巡抚的袁世凯拜访荣庆。此时恰逢荣母病重，袁热心为其推荐医生、馈赠物品。荣母去世，袁世凯先是“送经并焰口”，后待荣庆扶柩抵津，令“部下刘直牧永庆来吊，并代办火车一切”，实在是殷勤周至。其实荣庆对袁素无好感，但他明白，袁世凯背后的靠山是当朝大佬荣禄，与袁结好，便可攀上荣中堂这株参天大树。经过对道义与权势的一番慎重权衡甚或是痛苦的思想斗争，荣庆最终抛弃了坚守半生的政治信仰，决心与权力合谋。一年后，荣庆便在荣禄的关照下，“奉旨署理仓督”。荣庆事后致函坦露心迹，表示不负栽培：“惟一点血诚，不愿让前人独步，而识力魄力，究不知撑到几分。”
放下了尊严，丢失了操守，突破了底线，背弃了理想，这三位“50后”剩下要做的，便是在追名逐利的仕途上一路狂奔。仅仅六七年工夫，徐、陈、荣三人完成了普通京官需要数十年甚至一辈子都遥不可及的升迁之路。
官运与国势
身居高位，权倾一方，拥有绝佳的政治平台，正值五十出头的当打之年，这三位“50后”完全可以施展其年轻时的宏大抱负。殊不知在威权体制下，权力场中之辈，由于屁股决定脑袋，他们往往眼光向上，更多从统治者的“最高指示”出发，其立足点无非四个字——领导满意。这在三人的政治行动中体现得淋漓尽致。
1906年夏，围绕是否预备立宪之问题，京城内新旧两派针锋相对，势若水火。一派以袁世凯、端方为头领，力主学习西方，推行立宪；一派则以铁良、荣庆为魁首，极力抵制立宪，横加阻挠。然而极富讽刺意味的是，慈禧最终将草拟立宪懿旨的重任交予荣庆。这期间，袁世凯频频私下拜访，以期凭私谊影响荣庆。孰料之后面世的懿旨，无非以“规制未备，民智未开”为由，堂而皇之地将立宪步伐无限期顺延。想必荣庆当时费尽心机、搜肠刮肚，完全是揣摩老佛爷圣意而已。
徐世昌之手腕，也十分高明。宣统元年（1909年），以载沣为首的那一批年轻皇室贵胄上台，他们对西方的武器、建筑、工艺、科技等颇为推崇。当时徐恰恰担任东三省总督，于是揣摩皇室心思，大搞形象工程。据曾在东北任职的丁士源爆料：“徐世昌赴东三省总督任时，携中央款二千万两，两年以来铺张颇甚。”单单建造奉天公署大楼一项，就消耗白银三十余万两，所盖“西式楼数十楹，缭以复廊，其中簾幔几榻，灯屏皆用舶来品”。同时采购各种西式物品又花费十余万两，因而其办公场所之华丽宏伟，其他省份无能出其右者。一次载涛自欧洲考察归来，途经奉天，“见马路电灯军警无不备具，及驻宿公署，俨然欧式”，使他“直把沈阳作巴黎”，于是对徐世昌的市政工作大加赞赏。等他回京后，更是在载沣面前表扬这位“市政建设标兵”。当然，徐如此大张旗鼓地透支财政搞城建，自然有人看不下去。当时载泽掌管度支部，曾派人细察徐世昌的账目，发现其财政收支上存在巨大漏洞。于是几次上书载沣，请求彻查。此时载沣已把徐世昌立为全国学习的典型，相信“徐世昌是个好同志”，并未予以追究。
1909年，陈夔龙出任直隶总督。下车伊始，便自我标榜曰：“所可以自慰者，厥有三端：一不联络新学家；二不敷衍留学生；三不延纳假名士。”可见其政治倾向极为保守。然清末局势已至不改革必死的地步，像陈这种官员，敌视新学，拒绝革新，只会激化矛盾，令问题愈加恶化。面对天津绅商学生之国会请愿运动，陈表面安抚，私下命军警强力镇压，他一面极力“维稳”，一面却上书中央，报喜不报忧，声称直隶一片安静祥和。民怨得不到及时疏导，革命便喷薄而出，眼见大势已去，陈只得告病去职，清廷最后一任直隶总督便如此黯然离场。
辛亥之后，这三位高官被迫“提前退休”，化身遗老。除了徐世昌于短暂隐居后再度出山，继续在政坛打拼外，陈、荣二人则躲入租界，依靠多年宦海经营下的丰厚积蓄，过着饶裕优哉之寓公生活。当然，吟诗作赋、饮酒唱和之余，他们不忘叹一声前朝可惜，骂几句民国黑暗，却从不曾反省己过：难道唯权力马首是瞻的恶果，不恰恰使国势日颓，终致倾覆吗？
美国心理学家菲利普·津巴多曾以《圣经》中堕落天使路西法的寓言为例，指出人在具体而特殊的社会情境与权力系统之中，往往会走向恶的一面，此之谓“路西法效应”。饱读儒家经典的徐世昌、陈夔龙、荣庆，在青年时何尝不愿为天下社稷、百姓民生贡献才智，然而在专制制度下，权力黑洞之能量过于强大，几乎吞噬了一切，他们三人焉能幸免？
或许，在每个人心中，都住着一位天使与撒旦的合体，它名叫路西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