闯入瓷器店的公牛-视野

网络整理 分享 时间: 收藏本文

闯入瓷器店的公牛-视野

“民主”强
  
  傍晚六点,任志强从位于华远总部二层的办公室踱步到一层的演播厅。这里马上要开始一场读书会,由任志强和金融博物馆联合主办。现场500个预约座位,全部坐满。
  
  任志强对读书会的重视,等同于王石痴迷登山。两年内,读书会已经办了28期,现在每期报名人数超过7000。一年前,任志强投资1000万,按“央视标准”将办公楼一层改造成演播厅。
  
  俞敏洪、马云等忙碌的企业家愿意来老朋友的读书会,这让他的场子显得很高档。“潘石屹想来,我没让来,我认为他在读书的级别上分量还不够。”在任志强的理想规划中,要邀请尽量多领域的意见领袖:从省部级高官到民间历史爱好者都包括在内。
  
  任志强认为,“开启民智”是他现在义不容辞的责任。“没有独立思考,我怎么能认识到政府也许是错的?现在我们的民众,基本上是政府让你干嘛你干嘛,而民主制度是政府让干嘛,我得问问为什么。”
  
  “政府说什么,他就反对什么。”王石曾这么评价任志强。同为中国的第一代房地产商人,与王石等人相比,任志强的个人英雄主义色彩与战斗精神要强烈很多。从1998年起至今,他连续抨击政府一系列房价调控措施。一家媒体形容任志强的许多发言都“晴空炸雷般刺耳”,挑战公众的情感底线——“和工资收入比,30年来房子等于没涨价”、“逼企业家捐款是让处女脱下裤子证明清白”、“房子就是给富人盖的”……类似言论不计其数。《华尔街日报》曾形容任志强是“闯入瓷器店的公牛”。
  
  过往的十年被称为中国房地产的黄金期,但任志强的评价却是,“这十年,在某些方面改革出现了停滞,有些是倒退的”,原因是“政府力量不断强大,破坏了市场经济的基础”。
  
  “自由”强
  
  1951年,任志强出生在北京的一个高干家庭。他生活在极具政治色彩的大院:高墙、警卫,食堂、澡堂,一切自给自足。他有天然的骄傲感与优越感。
  
  “文化大革命”期间,任志强的父母因成为走资派被下放到干校,并主动为当时初中还没有读完的他办理了下乡手续,分配到条件最为艰苦的延安。插队半年多,通过关系,任志强参军入伍,加入了38军某步兵团。这是解放军的一支王牌部队,号称“万岁军”。“文革”时,很多高干子弟都在这支部队中服役。
  
  任志强的军人生涯始终激荡着理想情怀。他争强好胜,能力出众。“我是红旗下生,红旗下长,党说什么就是什么,无条件献身,没什么可考虑的。”但1971年的“林彪事件”让他开始怀疑以往的信念:“为什么前一天还是接班人,第二天就变成反革命了呢?”
  
  军旅生涯后期,任志强日渐叛逆的性格与军队格格不入,团长称他“鸡肋兵”,他清醒地意识到自己无法在部队获得重用。1981年,任志强复员回京,拒绝组织安排的进公检法系统,因为“体制内的晋升环境应该和军队差不多”。
  
  30岁的任志强选择去一家不到十人的劳动服务公司,卖油条、修理电器。不久后,他下海经商,成为北京第一个租用军用飞机从沿海运电子设备的商人。任志强承认,“早年能够下海经商的大部分是干部子弟”,因为“能够从父母那里得知中央的最新政策,不会做无谓的牺牲。”
  
  1984年,邓小平首次南巡,“下海梦”在年轻人心中发酵。任志强被朋友拉进刚刚创办的华远集团,这是一家隶属于北京市西城区政府的全民所有制公司,比集体所有制多了些自主权。任志强渴望这点“自由”。不过,在华远工作未满一年的任志强,因涉嫌“贪污”被捕,理由是“倒卖录像带的过程中涉及挪用公款”。
  
  在羁押期间,任志强通读了《法学概论》,成了半个法律专家。经历14个月的调查,他被无罪释放。市检察院提出两点要求:第一,任志强不得上告;第二,安排某检察官的妻子进入华远工作。
  
  对外人,任志强从不介意提这段经历,讲述时常有自豪感喷发:“能进共产党的监狱而无罪释放,应该说是一件很英雄的事情。有本事你也进去一趟试试。”
  
  同时,他有了深刻的认识:“抓你没错,放你也没错,我们的政府是不会承认自己错的。正因为我被抓过,蹲过一年多监狱,所以思考很多,先要保护自己的安全,我知道这个社会不够好,这个制度也不够好。”
  
  1996年,华远借海外股东华润北京置地间接上市,融资10亿元人民币,成为中国第一家在境外上市的地产公司。随后,证监会专门出台了一个监管文件,杜绝其他公司借用华远的方式上市。
  
  在中国的改革史上,华远扮演过很多次类似的第一:第一个吸收国外银行贷款,第一次打国际官司。“我们每做一个行动以后,就出一个文件,你早干嘛来着?说明这些立法远远落后于市场需求。”任志强不屑地说,“有人说(企业家)有原罪。我们是改革的突破者,开始都可能被别人当成原罪,原罪是因为政府的原因和政策造成的。”
  
  1996年,作为国企领导人的任志强年接就近700万,全国排名前三。他第一时间在华远召开党委会,让所有党委成员签字认可。“这相当于找到了一个保护伞。”任志强说。果然,很快,组织调查他的高薪时,任志强说:“这不是个人决定,党组织认可了。”
  
  在华远,任志强要求员工每天看《新闻联播》,时刻了解中国的政治动向。“在真正突破底线时,我会听从党,如果不让干,不让干就不干。”任志强说。
  
  “我不需要找这些人,就假装不认识。一些人做这些事,是低能。我叫他没本事。”任志强阐释背后的逻辑,“让他们给你办事可能害了他,他批了条子,违反纪律,出了事也会害我,所以我不害别人也不害自己。”
  
  任志强老了。一年前,60岁的他从华远集团董事长的岗位上退休,但他确信自己还没有到退出舞台的时刻。现在,他有大把时间写回忆录,已经完成50万字,打算今年出版,标题暂定《男人的肩膀》:“我这一代人最看重责任。我现在的利益已经和个人没有直接关系了,我觉得是为子孙后代的利益奋斗,想把中国变成一个好的社会。”
  
  这条路的尽头是他为之奋斗的最高目标——共产主义:物质极大丰富,各尽所能,各取所需。“因为美好,所以相信。”任志强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