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积极之人做朋友-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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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积极之人做朋友-成长

到现在基本上已经可以肯定,我之所以没法和Miriam成为好朋友,就是因为她太积极向上了。
  
  Miriam,一个德国女生,身材高挑,举止优雅。长相嘛,这么说吧,大家说起她的时候,都不叫名字,直接说“我们系那个德国美女”。
  
  她比我低一级。2003年夏天,她要参加我们系的“过关考试”,听说我前一年考了优,就跑来找我“取经”。我们就这么认识了。那个时候,我到美国之后的新鲜劲还没有完全过去,对于交朋友还有一种收藏癖,就是各个国家的朋友,都想收藏一枚。看着坐在对面笑眯眯的美女,又在脑子里走了一遍我的朋友地图,于是我决定,要在我的地图上插上她这面美丽的德国小旗。
  
  那个周末正好请朋友吃饭,就把她叫上了。过了一段时间,她去听歌剧,也叫上了我。然后我又叫了她喝过一次咖啡。然后她又叫了我去她家参加一个party。
  
  多好的开端啊,接下来,本来应该是一个德国女孩和一个中国女孩,在纽约这个大都市,谱写一曲世界人民心连心的新篇章。可是,全然不是这么回事。我们俩好不容易把中德友谊加温到30摄氏度以后,温度就再也上不去了。扔再多的柴好像也不管用了,就是眼泪给火熏出来,也不管用了。
  
  究其原因,就是她这个人太积极,而我太消极。如果说到我们系的某个教授,我刚想说他的坏话,她就说:“啊,他太棒了……”一说到某个学术会议,我刚想说太无聊了,她就说:“那个会真是让我受益匪浅……”说到写论文,我刚想哭诉,她却说:“我真的特别享受写论文……”
  
  跟她在一起,我越来越惭愧。生活对于她,光明、灿烂,好比把一件量身定做的小旗袍穿得服服帖帖;而那衣服穿在我身上,却是要胸没胸,要屁股没屁股,真是糟蹋了好布料。
  
  就算我努力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解释说:中国,这样一个第三世界国家,和德国,这样一个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生产出有非常不同性格的人,有它的历史必然性。可看她穿着合体漂亮的小旗袍,我还是羞愧难当。
  
  于是,我不太跟她玩了。
  
  昨天,在系里碰见她。她刚从印尼做调查回来,照例是满面春风。
  
  我问:“你的调查做得怎么样啊?”
  
  “很好!”她说。
  
  “去那样一个人生地不熟的国家,会不会孤单啊?”
  
  “不会,怎么会呢?!”
  
  “这个学期忙吗?”
  
  “嗯,我有两场会,三篇论文,还有一个助教的职位……”她振奋的声音,“噼里啪啦”在我眼前开放。在她振奋的声音里,我又看见自己变成一只小虫子,怀着自己那点焦虑,就像揣着万贯家产,贴着墙脚,灰溜溜地往自己虚构的、安全的阴影里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