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名牌大学的“名牌”学生-成长

美国国会中期选举表明的一个主要事实，借《华盛顿邮报》的语言，便是老百姓终于认识到伊拉克战争是“美国有史以来最大的外交政策灾难”。这使人再次质疑这场灾难的决策者——布什总统的见解和判断力，而结论其智能实在平平。
　　
　　这样一个智力平凡者如何能够成为世界惟一超强的领袖？“蓝血”特权家庭背景之外，是典型的上层精英“超级教育”：安多佛贵族中学、耶鲁大学本科、最后是哈佛大学商学院企管硕士。这样的有形资历和无形社会资源，是小布什在美国政界脱颖而出的重要关键。
　　
　　白宫、国会、最高法院之外，“超级教育”精英遍布美国资本主义顶层。调查表明，42%的美国大企业领袖来自以长春藤为主的仅仅12所名牌大学！
　　
　　布什及其2004年竞选对手克里表明，名牌大学招收的不尽是智力杰出的尖子，而还有布什和克里那样的丙等学生（克里在大一时竟然还吃过4门几乎不及格的“丁”成绩）。他们能够堂而皇之步入长春藤校门，靠的是显赫的父祖和家庭背景。换言之，他们以“名牌”学生身份进入名牌大学。
　　
　　如果说这是陈年旧账，那么看看当下的现实吧：布什和克里各自的千金顺顺当当地进入耶鲁本科，即将下台的参议院多数党领袖威廉·弗里斯特的大公子哈里森，尽管成绩属于申请者中最末一档，照样进了普林斯顿。更令人惊奇不已的，是险些成为总统的戈尔有4个小孩，全被哈佛录取。按平均录取率为10%算，这该是万年一遇的偶然事件！
　　
　　更有甚者，戈尔公子阿尔伯特·戈尔三世是出名的“问题青年”，低分之外，早有吸毒和违章驾驶等前科，却照样进入世界第一学府。其他类似例子，从布什总统的侄女、大影星达斯汀·霍夫曼的儿子，到大导演斯皮尔伯格的继女等，不胜枚举。
　　
　　这里的事实，是尽管名牌大学的入学竞争白热化，哈佛等名校也不断列出“有教无类”的表面措施，所有名牌大学仍然维持了对“名牌”学生的制度性和非制度性的特殊照顾。
　　
　　“名牌”学生大致有三大类。
　　
　　第一是“校友子女（legacies）”，也即本校毕业生的子女，布什和克里本人以及他们的下一代都属于这一类。而且除了少数大学，只有本科毕业才算校友，研究生院不算。由于名校的精英传统，校友子女中充满“上层建筑”权贵和“蓝血”子弟。
　　
　　第二是非校友但属于社会名流尤其巨富的子女，校方常用的专门词汇是因“发展需要”的特招生，所谓“发展”，说白了便是父母的巨额捐款。
　　
　　第三是明星和明星子女。本人是明星的学生极少，主要是明星的子女。这些“名牌”生的财源有限，因为好莱坞明星往往只“捐名”不捐钱，但是对提高学校知名度非常有效。长春藤中的布朗大学近年来便通过吸引好莱坞子女而显著提高了学校声望。
　　
　　制度性的照顾，便是在同等甚至低于同等分数和其他条件下优先招收“校友子女”。据统计，在名校中这大致相当于SAT额外加分10%。这使得校友子女的录取率超常，例如他们申请哈佛的录取率可达40%。相当于正常录取率的4倍！因此在新生中占据不小的比例，例如圣母院大学本科生超过1/5是校友子女。
　　
　　以哈佛为例，制度性的照顾还有录取名单（A名单）之外的Z名单，后者是延迟一年入学的特招生名单，很大比例是校友子女。
　　
　　非制度性的照顾五花八门，包括校长直接下指令给招生办。另一常见方式便是“发展部门”将关键捐款者名单透露给招生办“酌情考虑”。
　　
　　由数百名捐款大鳄组成的哈佛大学“资源委员会”是个很好例子。据《华尔街日报》记者调查，委员会成员子女申请哈佛的录取率超过50%。突出的例子是美国最大烟草公司前副总裁James
　　
　　Welch，竟有6个儿子全部进了哈佛，超过了“万年一遇”的戈尔子女的成就。
　　
　　名牌大学特招“名牌”学生的最主要动机，自然是家长的“赞助”。哈佛大学积累的总捐赠基金超过250亿美元，是其成效的最好见证。
　　
　　正是出于这种赞助动机，“校友子女”特招绝不是贫富一视同仁。有调查表明：如果校友子女在申请入学哈佛的同时也向学校申请经济补助，那么其优势便荡然无存。
　　
　　基于金钱和地位的“名牌”学生，是美国向世袭社会演变的特征：名校教育是延续上层社会身份的重要前提，新的“龙生龙，凤生凤”世袭贵族因此产生。
　　
　　对比之下，传统的世袭社会欧洲却向平民化发展，牛津和剑桥大学都没有“校友子女”特招，布莱尔首相的儿子因此被父亲母校牛津拒之门外。这是欧美社会离异的另一层次。
　　
　　“名牌”学生和诸如体育尖子、黑人和拉美裔“弱势群体”特招生的大量存在，减少了没有特殊“钩子”关系的普通考生的机会。按加州伯克利大学一位院长的说法，长春藤名校对这些普通考生开放的公平竞争名额不出40%。
　　
　　亚裔考生更遭到不公平的“限额”劣势。在长春藤校园中中国大陆移民子女开始全面取代台港移民子女之际，这是人们必须面对的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