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何惊梦-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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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何惊梦-成长

总是会做这样一类梦:知道这一堂要考试,但是在大楼里上上下下,就是找不到自己的教室;要不然就是进了教室,老师来了,却发现自己从来没有上过这么一门课,也没有课本,坐在位子上,心里又急又怕。
  
  还有最常梦到的一种,就是:把书拿出来,却发现上面的字一个也看不懂,而其他的人却笃定得很。老师叫我起来,我张口结舌,无法出声,所有的同学都转过头来,用一种冷漠、不屑的眼光看我,使得我在梦里都发起抖来。
  
  醒来的时候常常发现整个人紧张得都僵住了,要好半天才能缓过气来,心里好像压着一块重东西,非要深呼吸几次才能好转,才能完全恢复清醒。醒来以后,在暗暗的夜色里,自己会在床上高兴得笑起来,庆幸自己终于长大了。
  
  终于长大了,终于脱离苦海了。那个苦海一样的时代,噩梦一样的时代,要上数学课、上物理课的时代,我终于不必再回去了。初中二年级,我从香港来考联合招收插班生的考试,考上了当时的北二女(现在的中山女高),开始了我最艰难困苦的一段日子。奇怪的是,在香港的小学时代,我的脑子好像还可以,算术课也能跟得上,可是,进了北二女后,数学老师教的东西,我没有一样懂的。
  
  那是一种很不好受的滋味:老师在台上滔滔不绝,同学在台下听得兴味盎然,只有我一个人怔怔地坐着,面前摆了一本“天书”。我努力想看、想听,可是怎么也进不到那个世界里。我唯一能做的事,就是用一支笔在“天书”上画图。一个学期下来,画出一本满满都是图画的几何或者代数,让我家里的补习老师叹为观止,还特意拿了一本回去给他的同学看。那些在理工学院读书的男生看过以后,都没有忘记,隔了快二十年的时间,还有人记得我的名字,还会跑来告诉我,他们当年曾经欣赏过我的数学课本。
  
  当然,在二十年后相遇时,提起这些事情实在是值得开怀大笑一场的。不过,在那个时候,在我坐在窗外种满了夹竹桃的教室里的那个时候,心情可是完全不一样的。
  
  那个时候,数理科成绩好的,才能成为同学羡慕的好学生,而文科再好的人,若是数理差,在班上也不容易抬起头来。记得有一次,我得了全初三的国文阅读测验第一名,名字公布出来,物理老师来上课的时候,就用一种很惋惜的口吻说:
  
  “可惜啊!国文那么通,怎么物理那么不通呢?真是可惜啊!”他一面笑一面摇头。
  
  同学们也都回过头来对我一面笑一面摇头。大概因为我刚得了奖的关系,班上还弥漫着一股温和友爱的气氛。可是,有一次却不是这样的。
  
  那一次,也是全班同学都回过头来对着我。我的座位是最后一排靠窗边的一个位子。数学老师刚刚宣布了全班上一次月考的成绩和平时分,我是成绩还没有揭晓的最后一个人,老师问我:
  
  “席慕容,你知道你得了几分吗?”
  
  她的声音很冷,注视着我的眼光也好冷。全班同学一起回过头来盯着我,我整个人都僵住了,硬着头皮小声地回答:
  
  “不知道。”
  
  “让我告诉你,月考零分,平时零分。”
  
  霎时间,四十多个人的目光里,那种冷漠,那种不屑,那种耻于与我为友的态度,都很明显地表现出来了。对一个十二三岁的女孩来说,实在是需要一点勇气才能面对那样一种无望与无告的困境的。但奇怪的是,本该落泪的我那时并没有流一滴泪,只是低下头来等着那一刹那过去,等着让时间来冲淡一切、补救一切。
  
  表面上,日子是一天一天地过去了,而到了夜晚,冰冷的梦境从此一次次地重演,把我拉进最黑暗最无助的深渊。
  
  那个时候,好恨老师,也好恨自己。家里为了我,补习老师是不断的。可是,当时没有一个人知道,我是个天生的“数字盲”——假如世界上真有这种病症的话,我就是患这种病的人。和文盲不同,文盲只要能受教育,就可以治愈,而“数字盲”却是永远无药可救的。
  
  跌跌撞撞地混到初三下学期,要补考数学才能参加毕业考。补考的头一天晚上,知道事态严重,我一个晚上不敢睡觉,把一本几何从头背到尾,心里却明白,这样并没有什么用,不过是尽人事而已。
  
  第二天早上,上数学课时,讲到一半,老师忽然停下来,说要复习,然后在黑板上写了四道题让全班演算。我照平常的样子在数学簿上把数字乱搬一气,心里却惦记着下午的补考。
  
  下课以后,老师走了,班上的同学却闹了起来。她们认为,这四道题和正在教的段落毫无关系,没头没脑地把四道简单的题目出在黑板上,老师一定别有用意。
  
  数学补考时间定在下午第一堂课,地点是在另外的一个教室里。我们班上要补考的七个人,忽然之间成了全班最受怜爱的人物。
  
  三十几个成绩优秀的同学分成七组,每一组负责教会一个。教了半天没有效果,他们干脆把四道题的标准答案写出来教我们背。四道题之中,我背会了三道,在下午的补考试卷上得了七十五分,终于能够参加毕业考,终于毕了业。
  
  那么多年过去了,那天的情景却始终留在我心中。假如说初中两年的数学课是一场噩梦的话,那么,最后的一堂课却是一段温馨美丽的记忆。我还记得那些同学一面教我们,一面又笑又叹气的样子,教室里充满了离别前的宽容和依依不舍的气氛,那样真挚的友爱温暖了我的心,使得从来不肯流泪的我在毕业典礼上狠狠地哭了一场。而在讲台上坐着的数学老师和国文老师一样,都在微笑地注视着我,她们用关切和怜爱的目光,送我离开了我的初中时代。
  
  终于逃脱了那场噩梦,我是绝不肯再回去的了。所以,高中就非要读台北师范的艺术科不可,因为我仔细查过他们的课程表,一堂数学课也没有。
  
  当然,现在有很多人会说,我是从小就喜欢画画,加上初中时美术老师的鼓励,所以毅然地选择了这一条路的。其实,事情并不全是这样。我并不是一定要学画画的,与其说是美术老师鼓励我,倒不如说是数学老师逼着我走上这一条路的,因为,除此以外,我无路可走。
  
  不过,无论我现在怎么向人家解释,人家都不会相信,他们总是微笑着说:
  
  “哪里!你太客气了,你太谦虚了。”
  
  而只有在我常做的那个噩梦里,他们才会相信我,才会一起转过头来,用那种冷冷的目光注视着我,使我一次又一次重新掉进那无望无告的深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