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孤独的职业-成长

2007年6月，卫校毕业的于津从辽宁本溪来到北京，在同仁医院找到了一个工作，成了一名护士。两个月后，她申请到了眼科门诊。六个月后，她又来到了眼库。
　　
　　一天，眼库主任潘志强把她叫到办公室，问她想不想做劝捐员。“劝捐员？”于津一头雾水，“什么是劝捐员？”
　　
　　一头雾水的绝不仅仅是于津一人。迄今为止，劝捐员，对于很多人来说仍是一个陌生的职业。2003年5月，深圳市眼科医院护士陈淑莹成为中国首位职业劝捐员，其工作的主要内容就是劝患者死后捐献眼角膜。
　　
　　“你考虑一下吧。”潘志强解释完这个工作后。补充了一句，“肯定会挨骂，可能会挨打。”
　　
　　她上网查了很多关于陈淑莹的资料，看了电视台采访陈淑莹的视频。光明使者，爱心大使，角膜劝捐第一人……陈淑莹有很多光环，但让于津印象深刻的是，她是个不受欢迎的女护士。
　　
　　她想到了远在本溪的父母。打电话征求父母的意见，她花了很长时间向父母解释“劝捐员”到底是一个怎样的工作。最后，母亲说：“要做就不要怕挨骂，不管怎么样，我和你爸支持你。”撂了电话，于津觉得心里热乎乎的。
　　
　　“我怎么什么事情都干不成？”
　　
　　其实，21岁的于津并不是第一人选。眼库主任潘志强本来是想找年纪稍微大一些的护士，但是没有人愿意做。劝捐员风里来雨里去的，不如在办公室舒服，待遇也不好。
　　
　　成为劝捐员之后，于津去的第一个地方是北京东城区一家医院。潘志强给她开了一封介绍信，让她先去医院的宣传办沟通，得到允许后再去病房。
　　
　　于津先去了病房。她从一楼转到顶楼，把住院楼转了个遍。因为没有到探望时间，很多家属都站在走廊里，互相聊着天。于津选了一个看上去很慈祥的老太太，走上前和人家聊天。聊了五分钟，她没敢说自己的身份。
　　
　　随后于津去了院办，人家说：“你把宣传资料放在这里，我们请示一下领导，过几天联系你。”过了几天，没有等到电话的于津再次来到了这家医院。对方告诉她：“你们这个宣传资料不好，有别的吗？”至于进病房，于津得到的回复是“不可能”。“去过好多医院都是这样，医院担心我的出现给病人带来负面影响吧。”
　　
　　普通医院之路暂时是行不通了。于津决定去临终关怀医院。
　　
　　依然是先唠嗑。于津选定了一位50岁左右的中年人，壮着胆子就上去了。通过交谈得知，这位中年人的儿媳妇患了宫颈癌，晚期。于津问他：“你对捐献眼角膜这个事情怎么看啊？”
　　
　　“挺好的啊，为社会做贡献。”
　　
　　眼看谈得差不多了，于津向他介绍了自己的身份，问能不能和他的儿媳妇谈谈。对方听了之后，连连摆手，“不行！不行！你这个人这叫什么思想啊！年纪轻轻的干点什么不好？”说罢，起身便走。
　　
　　成为劝捐员之后，于津每天将装满宣传资料的大包挂在胸前，游走于北京大大小小的医院、临终关怀医院之间，一天下来疲惫不堪。
　　
　　头三个月，于津一个也没有劝成。“那段时间我都快对自己失去信心了，有时候我突然会想，我是不是真的特别招人厌烦？我怎么什么事情都干不成？”
　　
　　“喜讯”
　　
　　2008年春节期间，于津终于等来了第一个捐献者。
　　
　　于律清楚地记得自己接到捐献者家属电话时的心情，心脏一阵狂跳。从此，她特别愿意看到自己的手机上出现陌生号码的来电，因为这代表着一个可能的捐献者。
　　
　　法律规定，眼角膜捐献必须是死后捐献，禁止活体捐献。出于运输和保存等医学上的要求，于津和她的同事们必须在捐献者去世6个小时之内赶到现场，取出病人的眼角膜。
　　
　　这意味着当捐献者家属还沉浸在生离死别当中时，于津他们就急匆匆地赶过去，在家属的心头再插上一把刀。“你的话语很真诚，你的眼睛也很亮，但是你们的出现特无情。”一位捐献者家属这样对于津说。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别人爱听的都是喜讯，于津关心的却是死讯，对于劝捐员来说，死讯就是“喜讯”。
　　
　　2008年4月16日，于津和眼库同事们赶到酒仙桥医院，89岁的捐献者唐琳刚刚过世。正当他们准备进行眼角膜摘取手术时，一位家属提出了一个问题：“需要把我妈的眼球也摘了？还是只取眼角膜？”
　　
　　“得把眼球一起摘了。”于津回答的声音很小。
　　
　　一时间，病房里一片死寂。捐献者的儿子的眼泪一下涌出来。“只摘眼角膜不行吗？我们不知道还要摘眼球啊！”捐献者的女儿，68岁的唐丽清，眼睛直勾勾地盯着于津。
　　
　　“只取眼角膜容易感染。眼球一起摘，好保存，成活率高。”于津解释着，“你们如果无法接受，现在反悔还来得及。”所有家属的目光都聚到了唐丽清一个人的身上。过了好一会儿，她转头看了一眼母亲的遗体，背对家人，快速地说了一句：“摘吧。”
　　
　　这次事情之后，于津很长时间都忘不掉捐献者儿子那瞬间而出的泪水。
　　
　　之前，谈妥一个捐献者后，于津会在心里长舒一口气，“哇，真是不容易，终于有一个填表的了！”
　　
　　现在，她有时候会问自己：当别人打电话给自己，自己应不应该高兴呢？为什么会高兴呢？
　　
　　此题无解。但于津知道，自己恢复的时间越来越短。刚开始，每次取眼角膜回来，她都需要好一段时间来恢复，从别人的悲伤中走出。现在，她想开了：“自己取回来一个，等待的病人就少一个，又多一个人重见光明。”
　　
　　2008年，于津完成了主任规定的任务，15个。年底，于津得到了300块钱奖金。对于第一年的劝捐生活，于津总结：“最大的收获是习惯了被拒绝。”
　　
　　孤独的战斗
　　
　　劝捐员要挑战的，其实是中国人一种根深蒂固的观念。
　　
　　2009年秋天，于津去丰台区一家医院进行劝捐工作。刚开始，于津和一位病人家属谈得很好，但随行记者要拍照时，这位家属立即发起火来：“你还给我拍照片，别人怎么说我？说我把我亲娘的眼角膜都捐了，不留个全尸，你还好意思上报纸？”
　　
　　意识确实是最大的阻碍，而恰恰也是最重要的推动力量。
　　
　　斯里兰卡人口仅1500万，但是签字同意志愿捐献眼角膜的人数超过500万，占全国总人口的三分之一，已向57个国家捐献了5万多对眼角膜，至少10万盲人获益，重获光明。这要归功于其国家广为宣传器官捐献的社会意义，捐献眼角膜带给眼病患者光明的观念深入人心。
　　
　　于津逐步调整了自己的工作思路：从原来主要的一对一劝捐，发展到利用宣传彩页和宣传海报进行大范围的宣传，争取能够影响到尽可能多的人。
　　
　　而现在，于津在进行一场“孤独的战斗”。2009年初，中国第一个职业劝捐员陈淑莹——于津曾经的榜样——辞职下海经商去了。
　　
　　“最好的结果是，我失业了，但大家都知道眼角膜捐献是怎么一回事。”于津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