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不起的郑小瑛-文苑

指挥
　　
　　郑小瑛站在指挥台上，右手拿着指挥棒。她的手灵巧、柔软，善于表达感情，音乐家崇拜她的手，说她的手会唱歌。年轻时，她总穿一袭黑色长裙，身材高挑，举止优雅，“她指挥的音乐与她的容貌一样美丽”。如今，她年事已高，头发灰白稀疏，她用发卡在脑后别了一个髻。
　　
　　郑小瑛是中国第一位女指挥，曾任中央音乐学院指挥系主任、中央歌剧院首席指挥。“在歌剧指挥这块，我是第一个。”她自豪地自我介绍。长久以来，指挥行业由男性主导，没有女性的立足之地。1930年，安东尼娅·布里克登上柏林爱乐乐团的指挥台，成为世界上第一名女指挥。在电影《指挥家》中，当布里克说她想成为一名指挥时，听众们笑作一团。
　　
　　1987年，郑小瑛去美国丹佛市拜访布里克，布里克问她的第一个问题便是：“你们中国是否歧视女指挥？”当得知郑小瑛不仅是指挥，还是国家歌剧院的首席指挥时，布里克眨了眨眼说：“你是幸运的。”
　　
　　在交响乐团，对女性的歧视一直延续到今天。2023年，一位著名的俄罗斯指挥家说：“如果一个靓女站在指挥台上，那么乐队成员脑子里想的就不是音乐了。”他还说：“一名男指挥站在指挥台前，乐队的反应会更好。女人有了家庭以后，就很难保持当乐队指挥所需要的专注。”2023年，英国权威性古典音乐杂志《留声机》发布排名，在前50位伟大指挥家中，没有一位是女性。
　　
　　而郑小瑛在中国的地位就显得极其特别。她成名很早。1960年，她被中央音乐学院选派到苏联留学，在莫斯科音乐学院学习交响乐和歌剧指挥。1962年，郑小瑛快毕业时，通过导师的安排，在国立莫斯科音乐剧院指挥了歌剧《托斯卡》，成为登上外国歌剧院的第一个中国指挥。新华社很快在国内发了通稿，中央音乐学院院长专门发电报祝贺她。她回国后，有记者这样写道：“谁说母雁领头飞不远？”
　　
　　在毕业的结语上，苏联导师如此评价她：“郑小瑛具有非常清晰的音乐思维和富于激情的严谨……完全可以预见她从事指挥的光辉前景和她对其祖国交响艺术事业的发展将起到的作用。”
　　
　　郑小瑛常想，自己是一个很幸运的人：“在我那个时代，西方的女指挥都还受着压迫呢！”她的苏联导师也不喜欢收女学生，除了郑小瑛，因为她“才华出众”。她的导师说，很多女指挥结婚后便不再工作，而培养一名指挥的成本很高。
　　
　　郑小瑛收女学生有自己的标准：“我要考察一下，她的性格够不够坚强，那种性格很脆弱，人家瞪个白眼就哭鼻子的，最好不要当指挥。她一定要有比较坚强的性格，有宽广的胸怀，能够分清楚，哪些是细枝末节，哪些是大局。”
　　
　　生病
　　
　　郑小瑛晚年在厦门度过，她喜欢厦门的天气，风吹在身上很柔和。
　　
　　去厦门之前，郑小瑛去医院做体检，被查出患有直腸癌，已经到了中期。
　　
　　“很奇怪，我这个人好像有点儿麻木。我没有觉得这是多大的事儿，好像得了感冒一样，生病了那就去治病呗。”郑小瑛说。
　　
　　她在医院住了4个月，因为化疗，头发掉光了。痛苦时，她会想起贝多芬——这个经历了巨大磨难却能激励人们的音乐家，想起他的《c小调第五交响曲》。在治疗期间，她碰到了一位乐观的大夫，他给了她很大的信心。她问大夫：“我还能当指挥吗？”大夫说：“当然可以。”
　　
　　1998年，郑小瑛69岁，刚做完直肠癌手术，就去了鼓浪屿。在鼓浪屿，她和乐手们一起住在筒子楼。在去鼓浪屿之前，她戴着假发，出国指挥了一场音乐会。
　　
　　2023年，郑小瑛再次被查出癌症，这次的病灶在肺部的上半叶。
　　
　　“大夫一跟我说，要进行靶向放疗，我马上就接受了。很方便，又不用住院，连续5天，每天做半个钟头。他给我做完后第二个星期，我就排练去了。”郑小瑛谈论癌症就像在谈论一件微不足道的事。
　　
　　讲座
　　
　　郑小瑛恐怕是目前世界上仍活跃在舞台上的最年长的指挥家。她的指挥别具一格，这不是指她的台风多么出格，而是她对待观众的姿态，不是高高在上，而是与观众亲切、平等地交流，她真心希望观众能听懂音乐。
　　
　　1978年，中央歌剧院恢复演出，开始复排歌剧《茶花女》。最开始，郑小瑛带着乐团在北京市石景山区的影剧院演出。石景山有很多钢铁厂，来看歌剧的多半是工人及其家属。人们已经有多年没有看过歌剧，很多人甚至不知道歌剧是什么。郑小瑛走进乐池，没有人注意到她。《茶花女》的序曲非常安静，需要轻轻地演奏，可是底下的观众吵吵闹闹，有聊天的，有吃瓜子的，搞得乐手们不知道怎么开场。年轻时的郑小瑛
　　
　　“我很心痛，但是我不能怪他们，他们不知道要发生什么。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想，我得想办法做点什么。”郑小瑛说。
　　
　　她写了一张字条，贴在售票处，告诉观众，演出前，有一场20分钟的音乐讲座。怕没人来，她就在剧院门口吆喝。第一天没来几个人，第二天人数成倍地增加，第三天座位几乎坐满了。这说明什么？说明观众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