蒲松龄是一盏灯-文明

有一天，作家贾行家问我，在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中，我最喜欢的是哪一部。我说是《聊斋志异》。
　　
　　我跟他开玩笑讲，我的青春期教育是通过《聊斋志异》完成的。一个书生，夜宿荒宅，接着，来了个美貌的女子，然后成就一段好事，开始一场传奇。这是一个不会追女生的大男孩最喜欢的故事类型。现在看来，《聊斋志异》对我的影响，确实超出其他书。
　　
　　我通读过三遍《聊斋志异》。第一次是在大学一年级放寒假的时候。在南方那个又潮湿又阴冷的冬天，我披着一件厚厚的棉大衣，缩在被窝里读《聊斋志异》。读到兴奋的地方，我披衣而起，绕屋转圈。那种经常被点燃的感觉，我至今记忆犹新。我是第一次那么完整地体会到文言文的魅力。我对文言文有不错的语感，其中至少有一半功劳来自读《聊斋志异》。
　　
　　不过，这还不是我喜欢《聊斋志异》的根本原因。根本原因，是蒲松龄这个人。
　　
　　蒲松龄，字留仙，山东淄川人。十九岁第一次参加科举考试，他就得了县、府、道三个第一，名震半个山东。蒲松龄起点很高，才气又大，年纪又轻，按照常理，只要努力，博个功名，考个举人是没有问题的。但是，科举时代有一句话，叫“场中莫论文”，考场成败有时候跟文才没啥关系，与运气关系很大。蒲松龄的运气就特别不好。此后的五十多年，他一直卡在秀才这个级别上。考了一辈子，再无所获。
　　
　　蒲松龄一辈子的谋生之道，许多时候是在大户人家当私塾先生，虽然不能说多穷困潦倒，但是日子过得非常紧巴。因为教书的地方离家比较远，他虽然和妻子刘氏感情很好，但是一生也是聚少离多。就是这样一个人，写出了《聊斋志异》。
　　
　　你可能会说，这个故事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啊。中国古代有才华的人，在官场不得意，这不是常态吗？杜甫有一句诗叫“文章憎命达”，有才华的人总是命运不好，这有什么稀奇的呢？
　　
　　还是有点儿不一样。
　　
　　其他的文人，即使在仕途上不顺利，但还是可以将文学创作的成就作为自己的精神支柱。中国古代的文学，诗和词，才是最受追捧的文体。写出好诗词，虽然不见得能当官，但在民间还是非常受尊敬的。李白诗名远播，连唐玄宗都要召见他。杜甫诗名远播，被剑南节度使严武关照，所以才有成都的杜甫草堂。就连柳永那样的填词高手，虽然当时词在文体上难登大雅之堂，但是皇帝也知道他，不是还让他“且去填词”吗？就算仕途不得志，但是柳永在民间还是很受欢迎的。一个文人只要有现实成就感，只要还能听得到身边传来的掌声，他的精神支柱就还在。
　　
　　但是蒲松龄不同。如果你读过一遍《聊斋志异》，你就会被蒲松龄的用心震撼到。它里面的文章谋篇布局之巧妙、遣词造句之精当，再大的才子，也是要倾注毕生心血才能做到的。
　　
　　你可以对比着看两本书，一本是清代大才子袁枚的《子不语》，还有一本是大才子纪晓岚的《阅微草堂笔记》，都是写狐鬼神仙故事的，名气也很大。但是，对比着一看，就知道，它们和《聊斋志异》完全不在一个档次。
　　
　　看《聊斋志异》的时候，我经常会有一种吃惊的感觉。写小说，这种在当时看来这么不重要的事，但蒲松龄每次下笔时，都有一种凛凛的敬重感。一字不苟且，一笔不草率。他心里的读者，一定不是当世的人。
　　
　　蒲松龄对标的人不是写小说的，也不是写诗词的，他对标的是司马迁。《聊斋志异》中许多篇小说最后的那一段“异史氏曰”，也是借鉴司马迁的“太史公曰”。其实，这两个人都以一人之力，创立了一种文体。更重要的是，在创作的时候，他们都极其孤独，都是一个人，没有知音，以一杆笔面对千秋万代，都花了一生的心血，著作都篇幅巨大，都是在写的时候不知道它能不能流传下去。但是，他们都写了。
　　
　　借用司马迁的那句话：“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要是不发这么大的愿，很难想象，蒲松龄能够坚持下去。
　　
　　如果对标到司马迁，就更能看出蒲松龄的非同寻常。
　　
　　司马迁写的《史記》是孤愤之作，他被汉武帝施了宫刑之后，身受奇耻大辱，一腔孤愤没处宣泄，全部扑到了写《史记》上面。
　　
　　但是蒲松龄的一生，并不曾面对这样的绝境。他的人生一直有很多可能性。对科举这条路，他一辈子也没有彻底放弃。五十多岁的时候，他的妻子刘氏劝他，算了吧，别考了。他还问刘氏，难道你不想做夫人吗？现在有记录的，蒲松龄是考到了七十多岁，一直考到走不动路为止。
　　
　　作为一个在乡间很受尊敬的读书人，蒲松龄对于社会事务也非常尽心。他写过《农桑经》，传播农业知识；编过《药崇书》，讲解医药养生；还编过《日用俗字》《婚嫁全书》，向村民普及文化。他平时还为老百姓写过很多状子，参加救灾救荒。到七十岁时，他还上书检举贪官。
　　
　　回看蒲松龄的一生，十九岁春风得意，然后一路高开低走，以世俗的眼光看，他没有什么成就。如果换成一般人，心态早就崩溃了。但是蒲松龄没有，还是那么认真，对每件事都认真，下笔时的每一个字都认真。认真到就像他已经知道，这部《聊斋志异》在后世一定会光芒万丈一样。
　　
　　我从十几岁开始读《聊斋志异》，蒲松龄一直是我的一盏灯。认真做平凡的事，就像在做一件了不起的事一样。认真过短暂世俗的生活，就像面对千秋万代一样。如此，再普通的人生，也能够拥有无穷无尽的可能。
　　
　　大学时，有一次，我偶然读到蒲松龄的一句诗，当时就流泪了。那是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与他恩爱了一辈子的妻子刘氏先他而去。他来到亡妻的墓前：“欲唤墓中人，班荆诉烦冤。百叩不一应，泪下如流泉。”我想喊你的名字，听到你的回答；我分开墓前的杂草坐下来，想跟你文案心里的苦楚。但是，我怎么敲你的墓碑，你也不回答，我的泪止不住地流下来。
　　
　　那是我人生中第一次体会到天人相隔带来的巨大悲伤。也是第一次知道，一个人的一生，不只是这一世，你还可以超出自己的生命大限，向亲人、向后世诉说——无论小声地倾诉，还是大声地呼喊。就算对方听不见，你还是有了属于自己深情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