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对观众-人物
朱天文讲过一句话:“创作是从背对观众开始的。”
这句话很对侯孝贤的胃口。
2007年,侯孝贤在香港浸会大学做了整整3天的电影讲座。他剖白自己的电影观,说:“你这样一直看着观众,这个人要这个、那个人要那个,你又不是卖百货的,要给他这个、给他那个……观影者到底需要什么,你很难完全满足。”
当时,侯孝贤刚拍完电影《红气球的旅行》。那之后,他有8年时间没有新作问世。
其间,《刺客聂隐娘》开拍,又搁浅。侯孝贤四处找投资,内地、香港、台湾,找了个遍。又开拍,又补拍,很不容易。
2023年,侯孝贤终于回来了。5月,《刺客聂隐娘》在戛纳得奖。他还是那句话:“创作是背对观众的。你要想票房和观众,就完蛋了。”
“你看马尔克斯的小说吗?”他问我,“他的描写多厉害,真是百中无一的大师。你要让我看那些通俗的,我真是翻两下就不想看了。我就是这样,哪怕类型片,最后拍出来也成了我的艺术片。”
但一个创作者,总会有自己心目中的理想观众吧。
我问他:“你最希望被谁看懂?”
他想了半天,中途去上了一次厕所,回来又想,好不容易,终于开口了:“米兰·昆德拉。”
早年间,昆德拉写过一篇杂文,叫《电影已死》。言下之意,在商业化和全球化的时代,作者电影已死。侯孝贤希望昆德拉看到《刺客聂隐娘》——一部他花了17年时间酝酿、打磨的电影。
他是在用这种方式跟昆德拉打招呼:“嘿,没死,它硬硬的,还在。”
68岁的坚持
我老实向他承认,《刺客聂隐娘》我并没看懂。此前,我在电影公司的会议室里和几个记者一起看了点映场。我知道它讲了一个不能杀人的杀手的故事,也认得出舒淇、张震和周韵,画面又极美,犹如傅抱石的国画,但叙事交代不充分、剪辑跳跃,确实影响我进入电影——看《刺客聂隐娘》的感觉,犹如在做一道完形填空题。
他也老实承认说,后期在剪辑室里,他确实没怎么考虑讲故事这件事。他甚至没有照原来的剧本剪片,以致朱天文第一次看完成片之后相当不满意。很多交代剧情的段落因为镜头不好、表演不好或者画面不好看,被他毫不留情地舍弃了。
“中间是会跳跃,因为被省略掉了。”他说,“跳跃对我来说没什么,我的影像不是拍信息,我是拍一个情境,所以我的剪法跟别人的不一样。”
侯孝贤在用《刺客聂隐娘》圆梦。它比侯孝贤以往的任何一部電影都“任性”,因为到了68岁的年纪,中间又有好几年没有拍电影,他决心要不惜代价,做一件追求极致的事情。
“我已经太老了。拍这部片时已经六十几岁,时间、机会也没多少了,就做自己最想做的,坚持自己最想要的。”
他最想拍武侠。小时候,跟着哥哥看遍了金庸、还珠楼主、诸葛青云和平江不肖生。他也想过拍藤泽周平的武侠小说,迷恋其中武士们的节义和操守,“就像沙子进了眼睛要闭,苍蝇飞到皮肤上要拍”,既真实,又是一种本能。电影《刺客聂隐娘》海报
1998年,拍完《海上花》之后,他开始看《资治通鉴》,计划去新疆勘景,为《刺客聂隐娘》做准备。编剧谢海盟在《行云纪》里回忆说,那时候,侯孝贤在《海上花》中已经把自己标志性的长镜头美学发挥到了极致——这部电影全片只有39个镜头——他需要寻求其他的突破和乐趣。
侯孝贤深受“二战”后法国新浪潮、德国新电影和意大利写实主义的影响。他是真实的信徒,追求用灯光、底片和镜头还原出尽量真实的世界。在他看来,“模仿出来的真实和真正的真实是平等的,甚至可以独立存在”。而在武侠世界里,侠客的打斗则有超现实的意味,如何将其与他的个人风格协调起来,这个问题一时之间难以解决,再加上成本高昂,所以拍摄被搁置了。不过,十几年后,我们可以看到,侯孝贤仍然尽量避免在《刺客聂隐娘》里吊威亚——全片只有一两处镜头使用了反重力的夸张手法——力求真实可信。
侯孝贤在追求真实的路上已经走得非常远了,他甚至有对真实的“洁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