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台-人生

火车站的站台真是一个容易出戏的地方。若干年前有一首歌就叫《站台》，好像是那个没什么大出息的孙国庆唱的吧？闹哄哄的，没有唱出感觉。听说有那么点小意思的“地下导演”贾樟柯也拍了个名叫《站台》的电影，拍得好不好我也不知道，因为还没有看到。这些年来，我来自生活的对于站台的记忆竟是因为儿子在某个年龄段的特殊癖好。
　　
　　在他三到五岁的那两年中我有时要应他的要求到火车站去，目的是看火车。那两年中我的亲戚朋友一定都觉得我忽然变得过于热情了，只要他们有坐火车去外地出差或旅游的机会，我都会在电话中主动而又坚决地提出要到火车站送对方，不论对方如何表示没有这必要，也最终会在火车站的进站口看到我带着儿子来送他们了。有时候没有这样的机会，但儿子要看火车的那个瘾强烈发作的时候，我也会带他去，以接人的名义买一张站台票，就那么进去了。花一块钱让儿子看一次大火车，看着他面对轰隆隆的进站火车欢呼蹦跳的场景，我就觉得我花点时间这么看似无聊地来一趟是很值的。
　　
　　有意思的是：我带着儿子看火车时还真接着过人。因为儿子要一个站台一个站台的瞎跑，以播音员的播报内容为行动指南。那一次在某次火车停靠的站台上就真的接着了我的一个朋友，他满面微笑地从火车上下来说：“干嘛来了？”我也笑着说：“接你呀！”他真信了，只是有点纳闷：“你怎么知道我坐这趟车？”我这才跟他解释，并介绍我儿子和他认识。
　　
　　还有一次更好玩的，我带着儿子去时正赶上一帮毕业的大学生在站台上相送，我估计是一所工科大学的，因为男生要比女生多得多，站台上的场面极其煽情，一大帮男生冲着一个已经坐在某个车窗前的女生高唱《送战友》，他们自己唱得涕泗交流不说，还把那女生唱得泪水涟涟。好歹我在当年也经历过那个场面，一下便看出站在最前面唱得最卖力的那个男生一定是个爱而不能得其所爱者。大概是受了这个场面的感染，我儿子也朝那女生挥起了小手，那女生对那男生说：“这孩子好可爱啊！”那男生就一把抱起我儿子举到她的窗前，那女生亲着我儿子的小脸，自言自语似的说了句《小芳》的歌词：“谢谢你给我的爱！”
　　
　　爱情榜样
　　
　　在我自小长大的那个家属院里，尤叔叔属于后来的，他还带来了她的老婆常阿姨，他们一起从外地调进了父母所在的研究所。
　　
　　尤叔叔来了之后是在这个研究所的器材室工作，他给我们这些孩子的最初印象真是好极了，每周他会安排一个晚上的时间在单位食堂给大家放录像。那是80年代初，一些港台的武打片、言情片刚刚传进来，每每看得我们这些孩子荡气回肠、浮想联翩。我印象深刻的是一个叫唐龙的武打明星主演的一部电影，因为里面有一个半裸镜头：黑帮来到了男主人公的家，他不在，他们就开始糟蹋他的女友，他们把她抬到一张大桌子上，一个被男主人公打得断了一只胳膊的大胡子先上来，一把撕开了她胸前的衬衣，雪白的乳房露了出来……下面是一组表现轮奸的镜头，被尤叔叔摁了一个快进。当时我十五、六岁，这个镜头长久地刺激着我，挥之不去。
　　
　　不久以后，来了一辆警车——那个时候还是那种解放牌的绿色吉普，停在研究所的大门口，车上下来两个公安，把尤叔叔带走了。那天我上学去了，不在现场。事后听大人小孩说起的，说带走的时候没带手铐，说带走的罪名是私自组织群众观看黄色录像，说是哪家大人出于对孩子的保护之心偷偷告到派出所的。也许是因为尤叔叔初来乍到的缘故，单位让人把他带走了就没怎么管，现在看来这纯系“冤假错案”。按现在的标准，那些录像带怎么说也不能算是黄色，可在当时正赶上“严打”，尤叔叔说判也就判了啊！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还是他的老婆救了他。据说常阿姨一连三天，每个白天都跑到派出所去，谁也不找，独自一人就跪在院子里，跟上班似的。最后终于感动了那个派出所所长。三天之后，尤叔叔被放回了家。据说那个所长后来成了他们家的好朋友，他说尤叔叔娶了天下最好的老婆，那个女人值得天下的男人尊敬。
　　
　　高中时我有一天放学回家后，母亲笑吟吟地对我说：“尤叔叔要给你介绍对象呢！是你们班一个姓雷的女生。”我倒吸一口凉气，因为那时我已和雷接触上了。雷告诉我，尤叔叔是他父母的大学同学，同样的玩笑也和她父母开过了，说的还就是我。雷告诉我，尤叔叔上大学时真是多才多艺，要不他怎么会把当时的“校花”常阿姨娶到手。后来我们说起常阿姨跪求派出所的事儿，雷借机抒情：“我们也会像他们那么好的。”
　　
　　回老家
　　
　　春节前给在本市的几个朋友打了一圈电话，主要是看看有无在春节期间聚一下的可能。打给年龄最大的一位兄长，接电话的是他的妻子，说了一句我已耳熟能详的话：“他回老家去了。”当时我对着电话忍不住嘟囔了一句：“怎么又回老家了！”
　　
　　我做如此反应是很正常的，我记得年年春节大家聚的时候都没有他，因为年年春节他都要回老家过年，这是一位特别爱回老家的人，不光春节，平时一得空也要往老家跑。所以，在大学里做教授的他把寒暑假是捐给老家了，把五一、十一这些长假也捐给老家了。我还注意到，除了这些节假日，他平时回老家的时候都有些耐人寻味的理由。
　　
　　三年前的春天我们俩一起去北京参加了一个学术会议，那次带有“世纪总结”意思的学术会议被开成了一个吵架会，与会者自然分成了两派，有失斯文的一通恶吵。我们共同的对立一方中的人，对我而言，几乎全都是头一回见面，吵了也就吵了，我还甚觉痛快！对他则不一样了，那里面几乎全都是他的旧友，当面朝他破口大骂使他十分痛苦。开会回来，我给他打了一个电话，还兴冲冲地想和他聊点会上的事，接电话的是他的妻子，说：“他回老家了！”——心情不悦就回老家，是这样的。
　　
　　去年的一个夏夜，我的这位老兄在读书时突然出现了短暂的失明，恢复之后眼球有酸涩和胀疼之感，查来查去也查不出个所以然来。我从另一朋友初得知这一情况后立马打电话给他，接电话的仍是他的妻子，说：“他回老家了！”——身体不好就回家，是这样的。
　　
　　更有意思的是以上两次回老家后他最终回来的情景：头一次是心情好转，情绪亢奋地投入到会后的“笔战”中去了；第二次是眼睛不再酸疼，摩拳擦掌地声称“要搞个大东西出来”。“老家”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啊？何以有着如此神奇的力量？他曾深情地谈起过他的“老家”：“山青水秀，人杰地灵”——让我颇觉失望。
　　
　　可我的“老家”呢？——前年夏天我在阔别多年之后第一次回到成都老家，发现一个亲人都没有了，连我儿时的保姆李婆婆也已成了天上人，出租经过一个医院门前时，我对身边的一个朋友说：“我就是在这儿出生的。”他毫不在意地“哦”了一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