舆情分析师十年炼成记-成长视窗
“舆情分析师都是信息疯子。”杨佳笑着说。
她就职于南方某舆情分析网站，也是个舆情分析师。每天，杨佳到公司第一件事就是打开内网、外网两台电脑玩命地阅读当天的大事小情。微博、天涯、网易评论、凯迪论坛、观察者、共识网……不同网站按照级别和重要性设置不同的监测间隔，最短的时间间隔仅为一分钟。“机器不可能告诉你公众的具体看法，要了解人们复杂的看法，你需要逐条去读，然后将不同看法人工统计归类。”
相比杨佳，人民网舆情监测室副秘书长单学刚用的舆情监测软件更高级些，后台有上千个处理器，还能监测到国外网站信息。
他们的工作是相同的，收集网民观点和态度，整理成报告，帮客户——包括各政府部门和官员——研究其感兴趣的项目，撰写分析报告、应对建议递交给决策者。
微博反腐、网络实名举报，过去两年汹涌澎湃的网络舆情，重塑了中国民众表达诉求的渠道，一个帮助政府获知网络舆情的产业随即被催熟。
“‘控负’（即控制负面报道）已经成为占据宣传部门相当工作精力的任务之一，自然而然发展出对舆情监测和分析的需求。”
而10月14日至10月18日人社部与人民网联合举行的首期舆情分析师培训，通过舆情分析和研判方法，舆情危机处理与应对等8门课程，正式将网络舆情分析师推入360行。今后，这门新职业的从业者将凭官方证书“持证上岗”。
舆情分析新行当怎样“炼成”？
与其他行业相比，网络舆情分析在中国的发展仍属初级。成立于2003年的新华社网络监测分析中心，被认为是国内最早从事舆论监测分析的机构，为中央有关部门专供舆情报告。网络舆情分析在当时仅仅被视作官媒传统的“内参资料”的一种补充，局限于信息摘编。
其后，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建立舆情汇集和分析机制，畅通社情民意反映渠道”，网络问政的影响力隐现。
“2007、2008年一系列典型事件直接催生了网络舆情行业的系统化发展。”刘志华在人民网舆情检测室工作多年，她说，如今行业内的主流机构都自那时起步，突发事件处理的“黄金4小时理论”以及专业性舆情监测软件开始普及。
2011年，是舆情行业的又一关键节点。那一年，新华网全力参与到网络舆情监测的生意中，而更早之前，包括人民网、方正电子、谷尼国际软件等机构都推出了舆情产品。
“各类舆情分析机构和监测软件开发公司纷纷涌现。无论是政府还是企业方面，舆情分析机构的客户陡增。”刘志华解释，“各方面对舆情的重视程度都有显著提高，很多因舆情栽过跟头的人如今也正在接受这种服务。”
至于操作这些产品的人——中国的网络舆情分析师，刘志华介绍，主要有四大来源：一是依托媒介平台的舆情分析中心，例如人民网、新华网、正义网等都有相应的舆情监测中心；二是部分研发监测技术的软件公司；三是高校及其相关科研机构组建的舆情研究中心；此外，近两年中央、地方各级政府机构也都在增设舆情办公室，针对本机构舆情分析招募工作人员。
“行业刚刚起步，确实会出现良莠不齐的情况。”新华网舆情中心的分析师陈忻说道，舆情分析对媒介素养和监测的专业性要求很高，像人民网、新华网等舆情分析机构，光在监测系统方面的投入就超过千万。而很多政府的舆情办公室还处于汇编网络简报的原始形态，“他们只是搜索相关领导姓名和机构名称，搜集、摘编最新报道和讨论情况。”
领导们关注什么样的“舆情”
据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截至2023年7月的数据，中国网民规模达到5。91亿，手机网民规模达4。64亿，使用微博的用户达3。3亿，微信用户亦突破了3亿。舆情的主导权，从过去由传统媒体或门户网站控制，已经转变为千万个公民意见的聚合。
这种聚合，让政府相关部门不得不加以关注。由于政务舆情分析的大量业务来源于客户（政府和相关领导）的个性化需求，一些多年从事该行业的舆情分析师在不知不觉之中，对不同机构、相关领导的关注焦点了如指掌。
在10月中旬北京举行的有关网络舆情应对的一堂培训课上，武汉大学网络舆情研究学者沈阳熟练地操作着幻灯片：“会微博的‘小三’和知识女性对官员的危险程度极高……出现负面信息，删帖是最无能的表现……”
讲台下坐着五六十位特殊的学生。这些人大都是中年人模样，不约而同身着深色正装、西服夹克或中山装——尽管没有统一规定。培训手册上的通讯录显示，这些“学员”都是中西部各省市宣传系统的主要负责人。
近四个小时的培训中，看不到人打瞌睡，更没有人中途退场。“学员”们始终保持着极其专注的神情，大多数人记着笔记，并不时用手机拍下课件中的信息。课间休息时，更有一大批“学员”涌上台，希望能拷贝上课的幻灯片以备自己课后继续“消化”。
“中央级别的政府和地方政府关心的舆情有差异，不同类型政府机构的偏好也不同。”新华网舆情中心分析师陈忻说：“舆情分析的一大功能就是帮助政府了解他们所关心的话题。”
在他看来，中央政府更重视趋势性的舆情分析。比如，调查最近多省份出现强奸幼女案的舆论影响，负面段子在网络传播的原理，或者关于十八大的讨论热点。地方政府比较重视当地出现的舆情危机，对单个危机如何解决更为关注。
陈忻还透露，中央领导人办公室和地方部分省市领导关注的话题可能比较个人化。例如，高层领导人办公室在其有出访、活动期间每天都会搜集境内外的网络舆情信息。
沈阳的舆情分析团队还曾接到过一个比较特殊的“活”。一位省级官员在走马上任之初，请他详细调查了该省的网络舆情讨论情况，了解民众最关注的话题。“这位领导还请分析师调查了省内其他官员的舆情口碑，以帮助其之后的人际交往。”他补充道。
为政府挑错，力有未逮
与传统的信息摘编报送相比，在很多舆情分析师看来，自己代表“独立的第三方价值观”——毫无顾忌，为政府挑错。
陈忻表示，大部分舆情分析报告都以负面评价为主。分析师对网民关于政府机构和体制缺陷的批评呈现都非常真实而尖锐：“在报告中，我就直言不讳地指出‘五毛’‘水军’数量太多，发帖效果太差！”
分析师们看到了这个行业对政府决策的诸多影响。比如，他们认为，政府现在会利用舆情分析进行政策“试水”。
“政府计划修改或出台某个政策，在此之前他们愿意利用媒体或个别专家放出口风，然后再请舆情分析机构为其收集各方的看法和意见，并据此对方案作调整。”陈忻说。他曾经调查北京征收“拥堵费”的舆论反响，也曾为有关部门调查养老金制度改革、遗产税等话题的讨论热点。
更显著的改变是，根据沈阳的团队对今年上半年重点舆情处理情况的监测，政府处理舆情危机提速非常显著——多数舆情危机的处理都在一天之内。
不过，舆情分析师们有时也会尴尬地发现，舆情分析莫名其妙沦为政府官员间下级向领导邀功的新型手段。一位主要面向地方政府的分析师向记者表示，有些客户会要求自己调查政府某个活动和会议的舆情反馈情况。
“这些活动本身很没意思，根本不会有人主动讨论。可组织者则会利用水军或其他方式在网上制造出很多讨论内容。舆情分析的结果往往是纯正面的评价，正好让他报送给上级领导邀功。”这位分析师笑称，尽管“相关的网络评价让人忍俊不禁”。
“高层决策者，他们与社会现实之间存在一层云雾，舆情分析正是为其拨开云雾展示蓝图的作用。”关于舆情分析对政府决策的影响，杨佳仍保持着审慎的怀疑，“决策还是要领导来决定。政府是否愿意听取意见是整个上下互动的关键。”
“作为舆情分析师，你能做的只是做好一份报告，下面的决策就和你无关了。”刘志华说，“几乎没客户愿意反馈，谈谈他们对这些建议的看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