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北故宫，我是你的朋友-新知探索
“台北故宫建在一座山丘上，从台北市区开车半小时就到了，外形上有点像台湾的寺庙，四层楼高，淡蓝色的琉璃瓦屋顶，米黄色墙壁，很朴素，跟北京故宫很不一样。”如今在北京一家杂志社工作的王婷，还记得几年前去台湾做交换生，跟当地学生一起去台北故宫参观的情景。
“尽管建筑很普通，但里面的展品让人惊艳。”王婷说，在台北故宫，你会觉得文物并非遥不可及：“一排展示桌，精美的文物一件挨一件放着，进去就有种错觉，好像这些古董并不是多么价值连城。我记得在一个古陶瓷的展厅，一些陶瓷脆片用绳子挂在墙上，参观者还可以拿起来玩。”
和北京故宫的皇家宫殿背景有本质的不同，台北故宫完全是一座按照现代博物馆标准来设计和建造的功能建筑，无论在藏品保护，还是安保上，更适宜文物的保管和展出，也正是由于它的定位是博物馆，台北故宫也极为重视公共教育，“Oldisnew”一直是它的魅力所在。
与瑰宝近距离
现在位于台北市士林区外双溪阳明山的故宫，原为纪念孙中山先生百年诞辰而建，于1965年11月12日正式开放。
故宫馆藏文物最初为230863件，“中央博物院”并入后，增至242592件。连同整理后的档案30余万件及受赠、收购1万余件，以及最近几十年的不停购置，目前台北故宫博物院共有文物近68万件，其中90%的文物来自于北京故宫的旧藏和遗存，尤以宋元书画、宋代五大名窑、清代珐琅彩瓷等藏品著称。
如果说北京故宫博物院是房子，那么台北故宫博物院就是珍贵的家具。由于藏品数量巨大，故宫根据不同题材、不同材质、不同时间间隔会轮换一批展品，观众如果想全部看完藏品，至少需要30年。
相对于“天下第一行书”的王羲之《兰亭序》、“天下第二行书”的颜真卿《祭侄稿》这些书法作品，最为大陆游客熟悉的，恐怕还是毛公鼎、翡翠白菜、肉形石这三件宝物。在台湾，这三件也被誉为台北故宫的“镇馆之宝”。
《蜂鸟》杂志的主编戴清2006年曾经作为摄影记者访问台湾：“台北故宫的所有展品都近在咫尺，你可以走到展品前面，只是展品外面有一个防护罩，起一个防盗和防止游客触摸的作用，但你可以看得非常真切，不像在北京故宫，会有绳子或者栏杆把游客拦在外面，你只能很远地望一眼。
这种“近距离”给戴清留下了很好的印象：“橄榄壳雕的小船，里面有苏东坡在吟诗，诗词也刻在船上，这么小的艺术品，在玻璃的四面都固定安装了放大镜，游客可以通过放大镜细致地观赏。”
此外，台北故宫内展品的布局也很合理：“不会人挤人，人挨人，北京故宫往往是绳子拦着，大家都想往第一排挤。当然，像‘翡翠白菜’、‘红烧肉’这些经典的藏品前面，还是会围着很多人，但是不会每处都这样。”
不仅是展品和参观者之间的距离“近”，故宫和台湾民众的实际生活也很近，它不是高高在上的，而是像一个教育和娱乐的中心，任何人，都可以走近它，亲近它。每到周末，台北故宫会延长开放的时间，晚上6时30分到8时30分免费，有不少家庭会选择这个时间到博物馆过一个愉快的夜晚。为了吸引年轻人的关注，台北故宫还运用3D和动漫技术制作了黄公望（《富春山居图》作者）的视频。
南京博物院原院长徐湖平去过台北故宫很多次，对他们做的文化普及工作非常赞赏：“他们有一个活动叫‘故宫之友’，意思就是，我是你的朋友，定期组织讲座，邀请你过来，比如在展览开展前，就会邀请艺术家来给观众做讲座。还有义工制度，一些退休教师或者对文物感兴趣的人经过培训、并通过考试后，可以给游客做展览解说。”
徐湖平对一名欧洲艺术展览的讲解员印象深刻：“他不是走到哪里背到哪里，那样跟语音讲解有什么两样呢？他们讲解得很活，那名讲解员在美国留学9年，拿了硕士学位。他讲解的时候，不但讲艺术家作画的特点、画作在艺术史中的地位，而且还会具体地告诉你，这张画好在哪里，怎么来欣赏。我们的讲解员很少能做到这点。”讲解完毕后，他们还会回答观众提出的问题，这样就避免了观众“进门时一头雾水，出门时还一头雾水”的情况，从而拉近了高雅艺术和普通观众之间的距离。
创意故宫
台北故宫由于定位为公共博物馆，自开馆后对公共教育就尤为重视，1965年，蒋复璁任第一届院长起，就设立了青少年中心，每周一次免费让学生参观故宫，到了秦孝仪时期，他所关注的人群更为广泛，不仅设立了面对社会大众的“研习会”和对幼童开放的“活动与创意”教室；1997年，他们还用复制品到岛内各大监狱办巡回展。
近几年，台北故宫还匠心独运地推出了“国宝宴”，2008年，台北故宫将游客最喜爱的几件文物，都做成精致的餐点端上餐桌，比如故宫镇馆之宝“肉形石”，原为玛瑙类矿物精品，作为“国宝宴”上的一道主菜，则选用上等的蹄膀肉，先入锅卤约2小时-3小时，静置冷却后再用刀工雕出外形。
这只是台北故宫创意文化的尝试之一。去年11月，徐湖平赴台北参加“南宋特展”，主办方又推出了“南宋宴”，按照南宋食谱，制作了一系列精美的杭帮菜，还送给每一位来宾一件宋代花鸟画的高仿复制品。另一个打动他的细节是，故宫洗手间男女的标志，也切合展览主题，换成了南宋画像上戴纱帽的男官和戴凤冠的女官头像：“台北故宫在细节上做得非常到位，他们想各种办法让展览好看、好玩，相比而言，我们缺乏的就是这种钻研精神。”
“怎么样让故宫的藏品发挥她的活力，让故宫本身创造艺术价值，这是我们发展的方向”，台北故宫现任院长周功鑫介绍说，台北故宫还有一整套的商业合作制度，包括品牌授权、图像授权和合作开发。故宫先对商家进行文化方面的训练，长期合作之后，商家就会不断有创意的东西生产出来，再请院外的设计师、行销专家等组成评审团，通过审查后，商品才能进入博物馆的纪念品商店销售。
戴清对台北故宫的“文化开发”印象深刻：“在台北故宫，有一个非常大的纪念品商店，里面有很多高仿真品”，由于台湾的产权保护制度严格，故宫里的很多纪念品在别的地方都买不到，“比如翠玉白菜的钥匙扣，还有铜质仕女镜，做得非常精致。”
曾经作为交换生、在台湾世新大学学习半年的孟庆舒，也对台北故宫的“文化创意”感到惊奇，虽然时间已经过去两年，但她仍然对那些纪念品念念不忘：“台北故宫以故宫展品为主题的纪念品非常精美、雅致，比如裁信刀、书签，大件的比如丝巾、领带，太多了。”虽然北京故宫也有纪念品商店，但是她坚持认为那些“不够雅致”，台北故宫每个纪念品都会有它旗下的商标，所以即使一张书签要人民币15元，她也毫不犹豫地掏出钱包：“必须买”。
虽然孟庆舒对展品了解不深，但台北故宫整体的氛围给她的印象很好：“博物馆里人非常多，有大陆游客，但是台湾游客偏多，展厅内很安静，有秩序，不像北京故宫，游客们挤成一团，你只有透过一个小窗口看宫殿里面的内部陈设”。
此外，台湾各大博物馆的“用心”让孟庆舒难忘：“每个博物馆都有很多的游览简介、展品说明，其实北京很多博物馆都可以做到，但相比来看，台北故宫做得要用心得多，而北京故宫更像是吃老本，‘玩得不舒服？爱来不来’。”
现在在美国念书的孟庆舒说，在美国，也参观了不少博物馆，场地大小不是问题，重点是组织者的用心程度，博物馆做得用心，观众都能感觉到，而北京故宫，不能给她这样的体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