欠钱还钱，欠命还命的穆氏父子 魅力红泥湾100个民间故事之八

欠钱还钱，欠命还命的穆氏父子

魅力红泥湾100个民间故事之八

“欠钱还钱，欠命还命”这句古话说得不知有几千年，都是说别人的，真正应用到自己“爹”身上的人非常至少，甚至是绝无仅有，但是在我们共产党的干部队伍中却有这样一位老革命在他自己的父子间实践了这句古话。他的名字叫穆生秦。这穆生秦虽是共产党人，可他的父亲却是国民党的区长，他们父子间在解放初期自然就会存在一些不同于寻常人的故事。据传说——

在南阳城以东的红泥湾、高庙、桥头三交界地方有一个村子叫朱公桥李庄，大约有四五百口人在此居住。

村子东边有一条河叫珍珠河，自北向南流过，河边上有一座如今保持完好的石板桥，很是像样。这座桥不知道已经多少年了，有可能就是这村上一个姓朱的大户修建，要不这个村子怎么叫做朱公桥李庄呢？李庄很好理解，顾名思义李姓人居住（创建）的村庄。可是修桥的人是姓朱，说明这个村子也有朱姓人居住，况且还出了一个大户，并切修建了这座“朱公桥”，以上这些咱们暂且不予讨论。

朱公桥李庄村上的人传至今日李姓人并不多，而朱姓没有，村上居住的绝大多数是姓司的和姓穆的。

近百年以来穆姓过得好，司姓过得差，直到共和国成立就不存在差别了，人人一样，一律平等。时至今日村庄上人们都富起来了。

就是这个小小的朱公桥李庄，自古至今出过不少人物，咱都不去评说他们，这里单单说说近百年来村上人们谈论最多的一位地方长官穆兰婷穆区长。

     相传这位村上著名人物穆兰婷，出生在清末，具体年月不祥，生活在乱世民国，最后做了一名国民党统治时期的底层地方官员——桥头镇镇长，他属国民党阵营里的人，经历过抗战曾与共产党人合作，做过对抗战有利的事，做了不少对当地百姓有益好事，也有剥削压迫百姓的行为，解放战争时期与共产党对垒，建国后被镇压，是一个悲剧性人物。

  相传这朱公桥李庄的穆姓人家是宋朝穆阁寨传下来的一个分支，他们居住于此已有几百年了。他们供奉穆桂英为祖宗，村上不让唱《穆桂英招亲》这出戏，最喜欢唱《穆桂英挂帅》，村上每次唱戏首场必点这出戏。 听村上的老人讲：

有一年村上人请来一个戏班子，朱公桥李庄上的人，还是很谦虚的，但是也有粗鲁之人。在点戏时候，穆司李朱各姓头人都很谦虚，没有人点出戏名来，都是出于好心，也是出于恭敬的心理就说唱穆家戏，也没有说唱哪一出戏，最后就有戏班子老板决定。

老板想刚刚过罢年，就唱喜庆一点的戏，于是就叫演员们唱起了《穆桂英招亲》。

演出开始了，全村人都很喜欢看这出戏，因为大部分村民还没有看过这出戏，有人看过也是在外村看的，所以刚开始时候戏场内很平静。

看了大约一个时辰的时候，台下有人说自己是杨宗保，耍笑穆姓人，激怒了穆姓族中一个讲究面子的粗鲁汉子，就冲上戏台质问演员是谁让唱这出戏的，台下更有随从的同姓人助威，也有冲上台子打戏子的，一场混战，砸了戏箱。

众多看戏的刚开始时候不知到是怎么回事，还以为真的是杨宗保和穆阁寨的人打将起来，有的说“戏词里没有这场戏呀！怎么是真打呀？”看着看着有的跳到台子底下还在打，戏场内乱作一团，众人纷纷逃离，各自回家。

这下麻烦大了，俗话说“鹌鹑戏子马立候”，哪个戏子也不是省油的灯，更何况戏班子的背后都有靠山，就是我们今天说的有背景。于是就同老穆家打起官司来了，成了马拉松战役，官司打到京城。老穆家几代人都卷入这场官司里面。从此家业逐渐衰退败落，人丁减少。

直到清朝以罢，这老穆家出了一个叫穆兰婷的人，才又重整家业，恢复盛誉。据传说：

这穆兰婷聪明伶俐，自幼好学，在家受教育较早，长大外出又接受新文化新思潮的影响，其思想比较进步。

他早年曾在南阳宛中就学，不知道他在学校里学习一些什么，回乡时间不长抗战就开始了。有一年村里来了南阳绥靖区一位姓朱的长官，据说他当时权力很大，他是来邀请穆兰婷出任桥头区区长的。起初穆兰婷不干，可那姓朱的大官也是开明之人，他对穆兰婷晓以利害，他要求穆兰婷以国家大局为重，以民族大义为重，担当重任。穆兰婷视他为知己，就在民国二十八年出任国民党南阳绥靖区第十一区，治所设在桥头，现归社旗县辖，区党部主任兼区长。当时桥头、舍店、青苔三镇还归南阳县管辖，按现在行政划分归社旗县，而朱公桥李庄归宛城区管辖。相距十五华里，从朱公桥李庄到桥头街如果步行需要一个时辰。

这穆区长在任几年，政绩突出，百姓拥戴，在那个兵荒马乱的年代，桥头一带并无大害。据传说他有五句佳话。

其一是“更换对联”。

他出任桥头区长，上任的第一天就将自己家里门框上的两幅对联改写为：“君子掌权常积福，小人仗势就欺人。”

第二件是“区长配马，他却骑驴。”

穆区长把战马改为自行车这一传说值得一表。据说按当时的区长配备，应该给他配备一匹战马和一名牵马的随从，持枪护卫两名。他都不用，他就骑一辆自行车回家，按现在说法是骑自行车上下班的，那时候村上的人还不知道他骑那两个轮子的物件叫什么名字，村上的人就叫做老黑驴。这样的叫法自有说词，其一是古代农村的一般农户能骑得上驴的人家就很不错了。其二是他那个物件满身上下都是黑的，所以只有叫做“老黑驴”。

穆区长的老黑驴也经常的被村上的村民借去走亲串友。从现在的角度看那是一辆什么样的自行车呀？据老年人讲：穆区长既不骑马也不带跟班的，他回村里来的时候就骑一辆两个轮子的物件。

解放后一二十年村上才有那样的物件，人们才知道叫自行车。他那辆自行车没有玲，没有刹车，没有泥瓦，没有后座，没有站件，没有脚踏，没有喷漆电镀，整个车身都是用实心的钢筋棍焊接而成，车子座是用木板刮成的坐着很硬。

因为车架子和梁都是实心铁棍焊接而成，所以整个车身人体逐及不到的地方都生了铁锈，黑乎乎的，后来村上人就说：“穆区长骑的是一头不吃草的老黑驴。”

   第三件是“主张抗日”

   穆兰婷从小接受儒学教育，十几岁在南阳宛中学习又接授进步思想的影响，他是有民族精神，有爱国热情的人，又加之他的祖训是以穆桂英为偶像，他忠君爱国的思想很浓，他中“一臣不投二主”这句话的毒也太深了，所以他一生就没有脱离国民党，这也是他日后走向悲剧的必然所在。

穆兰婷积极抗战。他对于桥头区内共产党发展壮大采取睁只眼闭只眼的态度，只要是对抗战有利的事他都支持，有时他还利用区长的身份明的暗的做了接济支持共产党的事情，据村上老人们回忆说“他也曾接受过共产党，那边有他的朋友而且交情不浅，这穆区长有一双儿女，在抗战的初期只有十五六岁，却双双离家，远走他乡不知去向。直到解放以后才知道那时候他们去了延安，这与穆区长不无关系。如今都在北京干事而且都是共产党的干部，这同穆区长早期调教是分不开的。他与龙泉寺芳林酒厂地下党员邰士芳是同乡，同在桥头镇地盘上做事，不可能没有接触和摩擦，极有可能是秘密的来往或者是心照不宣的默默配合。”

第四是“接济贫民”

穆兰婷祖上留下来的财产，包括自己早年置买的田产，在鼎盛时期达到100多倾地，200多头牛，房屋60多间，钱粮无数，要按解放后的理论说：

“这些钱财也都不是他自己的劳动所得，而是剥削劳动人民的。”

抗战过后，国共两党破裂，继之两党开战，南阳绥靖区的朱长官调往河北对付解放区共产党去了。

穆区长因清共不力受到处分，虽然保着区长名义，但是丢掉了区党部主任一职，他的行动受到限制，上边没有人给他撑腰，他的这个区长已经名存实亡。

就这样过了一段时间，他预感到党国大势已去。他常常不去任上做事，在家“经营”自己的家业，当时他在“经营方略”上已经改变，村上人都说他是霍着过的，到全国解放前夕他家的田产所剩不足一半。

穆兰婷出生在朱公桥李庄，自幼生活在珍珠河畔。也许是受“朱公修桥”造福乡里的影响，他一生做过很多与人为善接济村民的事。

民国三十年小年成，桥头一带方圆百里以内，深受皇汤之害，他就在区公所和朱公桥李庄上支起了一口大锅做饭救济百姓。

后来，有一年的夏天，他家地里种了几十亩西瓜并不卖钱，而是在自己家的楼门底下放上一张小方桌子，再放上西瓜，无论谁走过来都可以吃，一直吃饱。三五里村的人都称赞穆区长是一位大善人。

第五件是“感情专一”

穆兰婷有一个美满的家庭，夫妻恩爱感情至深，他遵从儒教在外边从不与女人搭话，家属对他敬爱有加，穆区长每次去桥头任上他的老婆总是替他推着车子送至朱公桥上依依惜别。

天有不测风云，

人有旦夕祸福。

世事无常态，

人世似棋局局新。

由于历史的原因，国共两党破裂，相互拼杀三年。共产党由弱变强，最后发动的三大战役注定国民党失败，注定穆区长的悲剧命运。此时他也感到世局要变，如果他改旗易帜还来得及，说不定还能立功，解放后弄份工作干干是有可能的，由于他中“一臣不投二主”的毒太深，为了所谓的“名节”，固执的留在国民党内效力。

穆兰婷不曾料到的是国民党败得那么快，短短三年八百万军队土崩瓦解，听老人们说穆区长说过这样一句话“蒋委员长和我一样，霍着过哩，他比我霍得更快呢！”

1948年南阳第一次解放，穆兰婷成了抓捕对象，他跑了。别的国民党人员都是往南跑的，而穆兰婷却是往北跑的，他想找他的老上司，但他不曾想到他那个老上司早几年在高树勋起义的时候就已经投诚共产党。如果他一直跟随那位姓朱的长官，他的后半生有可能是另一种命运。但这只是一种推测，事实也未必。

穆兰婷逃到河北一带到处都是共产党的天下，找不到他的老长官，他只好去北京这块瓮中之地寻找自己的老上级，于是他便隐姓埋名流落京城，北京城也是清查得利害，几次显些露出马脚。

他流落北京城半年多时间，北京城也变了天。他暗暗地痛骂傅作义，不战而降。

这共产党比国民党利害，三下五去二就把他弄起来，他以为自己露馅了，当有人把他带到驻防地一个最低级盘查室内的时候，同他见面的是一位年轻的女共产党干部，人世间的事就是说不清，不只是上天安排，也不知是纯粹的巧合。哪里会想得到这位落落大方，说话利落，办事干练的共产党干部竟然是自己的女儿，让他更没有想到的是，他儿子也在北京城里工作，而且是共产党的一个小头目。

父女二人自有一番诉说分离情感的动人场面。镇定情绪后他理智的给自己女儿说：“见到你们现在的情况，我很高兴，死而无憾了，我不会连累你们。”

他们又一起找到他的儿子穆生秦。

当年穆兰婷被那位朱长官安排到桥头当上区长以后，他与南阳方面接触频繁起来。在朱长官身边有一位高人，与他很合得来。那人也经常到桥头，也到过他家里多次。那时候两党合作共同抗战已经开始很长一段时间，在国民党内部，中统、军统、共产党等各方面的人都已经半公开化，只要没有什么个人恩怨，上面没有交待任务，相互之间心知肚明谁也不说谁的事，各派人员之间，相互融合、利用、防备、防备制约。

穆兰婷猜得出那位高人是什么身份，只是没有点破而已。他就把两个儿女交给那位高人调教，后来双双失踪，他没有大惊小怪，仅仅洋装找一阵子，也就算过去了。

现在才知道：自己的儿女从朱公桥李庄失踪以后，就按那位高人的指点去了延安，在那里上了抗日大学，毕业以后儿子穆生秦留在延安工作，后来随中央文职干部工作团从延安到西柏坡，后来又到北京工作，女儿抗大毕业后去了晋察冀，北平和平解放随所在部队进北京。

儿女在早已经相聚，如今他们父子很快就要见面了，在这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在这样的地方，在这样的环境下怎能不让穆兰婷激动不已，感慨万千呢！他不知道见到儿子后应该说些什么话？

毕竟都是经过悲欢离合磨练过的男人，当他们父子见面的时候，没有过多的悲伤，也没有更多的儿女情长，说话内容大多是国家大事，儿子劝导父亲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最后分别的时候给他交待一句 “你回去欠钱还钱，欠命还命”的哲理名言。他把儿子的话奉为圣旨。他回到了生他养他的地方——朱公桥李庄。

穆兰婷的老家也一样变了天，是穷人当家在管村上的事，他做好了准备决心接受这些人的审判。他在回来的路上就盘算过，按他儿女说的做过“自我反省”。他想自己不欠谁家的钱。这还钱吗，自己所有的家财都可以交公分给村民。他本来就相信“家财散尽就是福”这句话，只是这一天来得太快，自己还没来得及去散，让共产党替自己散散也好。还命吗，自己也不欠谁家的命，自己一生从善入流，给村上的人家也做过不少的好事。就是在桥头任上，为公务上的事也没有做过恶，有时候可能为公务得罪一些人，但是也没有叫谁家过不去的太很，所以他心怀坦荡，在家无愧于村民，在任无愧于百姓。

穆兰婷一生劳顿，儿女失散多年，其内心所承受的痛苦和煎熬常人难以想象，最后见到儿女在自己的对立阵营内蒸蒸日上，都在为国家干着大事。他内心惭愧、喜悦但又心满意足是无法用语言准确的描述出来。

他本来在早年就同共产党人合作过，对共产党人就有好感，也可以说是朋友，现在他看到的社会现实让他服服帖帖的认输。他曾经说：“真像是他们所唱的歌一样——共产党的天是晴朗的天，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

他下定决心向共产党自首去。在他回到朱公桥李庄的当天晚上就去到司庄小乡的乡公所内投案自首。

穆兰婷把自己一生特别是逃离外乡的前前后后经过都交代了。还写了书面认罪书，他写道“我最大的罪过就是加入国民党，对抗共产党，造成国家的危难和混乱，应该接受惩罚。”

在他刚回村的一段时间内，地方上的共产党看他态度诚恳，有认罪重新做人的表现，也没有怎么给他过不去，和别的村民一样对待。

后来轰轰烈烈的剿匪反霸，镇压反革命运动开始了，穆兰婷也就被捕了。一开始的时候在他家乡司庄、朱李庄一带开公审批判大会，没有人揭发他有什么罪状，批不起来。有一天开公审大会一位姓司的村民上到会台子上这样讲：

“我控诉你，穆兰婷你好狠毒的心呐！（民国）十八年和三十年两次年成，你两次借给我家高粱每次都要多给，过完称你还要多给几儍子。我背不动，走在路上休息了好几次，回去倒粮食的时候才发现袋子里有一串钱，正是有了这些钱粮，我们一家人才没有被饿死，活到了现在。

我现在经过干部的教育，觉悟提高了，认识到了你这些做法的狠毒性。第一次你借给我粮食你是想累死我的，我在路上休息，结果你的阴谋没有得逞，我又一次活下来了。第二次你借给我家粮食是想让我感激你的，你这叫收买我心，你把我的心都买走了你说你很毒不狠毒……”

最后主持会议的乡干部宣布穆兰婷的罪行是：“利用自己当区长的身份征用村民的铁脚牛车为自己家里拉土垫坑盖房子，这是一种典型剥削压迫人民群众的具体表现，但是此罪不至于死罪。”

后来上边把穆区长拉到桥头公审，参加批斗会的人都是经过挑选出来的革命积极分子，批判会上个个忆苦思甜，义愤填膺，声讨穆兰婷的罪恶，公审后拉到桥头东南上一个村庄旁边枪毙了。

穆区长的生命结束了，这在那个社会状态下，在那个洪流滚滚的年代，是必要的，也是正确的，更是无可非议的，但是从今天的角度看，当时对穆兰婷事件的处理，也有不完美的地方。

政治上的是非我们暂不评说，就社会上的说法，当时有各种各样，当然拍手称快者大有人在，为之同情，为之惋惜者不少。

桥头乡公所里参加过镇压穆兰婷工作的干部们说：“他别的什么罪也没有，就是反革命罪，他是国民党桥头区党部主任兼区长，上边有规定凡是在国民党里当过区长的一律枪毙。”

问题的根本是这规定是哪一级的规定，是在什情况下做出这样的规定。现在无法考察，但是穆兰婷已经死了，事情已经过去半个多世纪，我们今天是应该为之惋惜的。

穆兰婷也就这样成为历史的牺牲品，在当时的社会现状这也许是他最好的归宿，也算是保了晚节，对于共产党来说他逃跑了又主动回来了，他没有抵抗自首了。对于国民党来说他没有转变态度，保持国民党员不失节。

由于穆兰婷积德甚广。当地好心人为他收尸运回朱公桥李庄。据老年人讲当时的情景非常让人痛心，使用高粱杆制作的薄卷着，使用铁角车拉回村内，下车的时候仍然滴着血，车上薄上都是红色的，他自己也满身是红色的，他的老婆泣不成声哭得泪人一般瘫软在地上。儿女不在身边又杳无音信，真是可怜，真是让人伤心，村上的许多人都哭起来了。真可谓：“一生荣耀老来却如此的頽塘。”

穆兰婷的儿子叫穆生秦，建国后一直在最高人民法院工作。他曾经把他的母亲接到北京去同邓拓、吴晗、廖沫沙住在同一栋楼上，文化大革命初期被红卫兵遣送回朱公桥李庄接受劳动改造。此时的她已是年过七十满头白发的老太太，却从她头顶的粉红色绒冒和干干净净、文质彬彬的面色中，依然透漏出不失大家闺秀的气息

穆生秦一直在最高人民法院工作到了1985年曾多次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做法制讲座。